老龄协会作为Q村的传统民间组织形式，是佤族村落社会控制的主体，主要运筹信仰、节日、风俗等事务管理的传统民间组织，是佤族部落氏族社会传统寨老制度在当代的延续，其组织结构与社会功能充分体现在村落的节日仪式场景和佤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两种信仰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集体记忆和文化权力的运行逻辑，维持着村落社会的和谐秩序。随着佤族社会的变迁，头人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寨老制度逐步趋于成熟，寨老组织成为头人组织的转变形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头人家族权力式微，寨老组织进一步发展成老龄协会。Q村2004年自发筹建了老龄协会，实行协会委员会责任制，建立了相关管理规章、工作职责、会员守则、例会制度及学习制度。老龄协会作为践行村落宗教、节日等民俗生活的组织群体，是古老的部落氏族社会组织的一种存续形式，是维持村落秩序、节俗传统、宗教制度的中坚力量。

一、不同时期民间组织的类型及其结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佤族地区实现“直过民族”跨越式发展，以头人为核心的寨老组织，其权威建构在以山神信仰的权力资源的基础之上，依托信仰、仪式、节日组织社会行为活动，有明确的活动目标，形成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层级，各层级各司其职，相互协作。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Q村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发生重要变革，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制度逐渐衰微，以头人制为核心的部落氏族社会结构瓦解。在国家行政组织领导下，组建了第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老龄协会，传统部落以家族为核心的寨老组织逐步被取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组织呈现出分别以头人统领、家族共治、党政主导民间参与为主导的三种组织类型，而每个时期的组织结构各有其特点。

（一）部落时期头人统领型组织

佤族自古以来就是依山聚族而居的农耕民族。方国瑜曾在20世纪五十年代记录下佤族部落“数十百家为寨，寨有头目，合数寨或数十寨有酋长，自立为王，不相统属，争长称雄，虽或有血族姻戚之关系，亦鲜联合称盟，且其经济亦家族自给，各部落中往还绝少”。根据部落形态、生计方式、层级结构、姻亲关系可判断当时处于原始农村公社时期，后来在傣族土司管辖下，逐步过渡到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部落王制，由头人管理寨子，头人属土司领管的封建小领主。根据村里老人口述，老龄协会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部落组织形式。Q村最初的头人制由建寨历史而来。为了抵御外族猎头、猛兽侵袭，岩丙、岩里、达的三个小寨子结盟组建成一个大寨。联盟成大寨以后，三个小寨的头人就成了新寨的统领，分别是达格若、达满、达杰。头人在部落时期是最重要的社会层级，其话语权无论是在部落事务的处理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中均具有绝对权威。三个头人家族采取轮值制度，农事安排、宗教祭祀和节日活动在达格若、达满、达杰三家轮流举行，达格若负责管山神梅、达杰负责管天神达布召，每个仪式都以祭拜天神和山神为核心，达满家专门负责筹办整个节日活动流程，春节这天理库教村民都要拿着做好的豆腐到达满家里请他叫魂。头人对部落的人文时间具有掌控权，农事节律、祭祀节点、节庆节期的选择都会通过占卜卦象避开“凶日”；为了弥补望朔月与太阳年的偏差，大概两三年出现一次闰年，年和月靠设置闰月来调整，过去村民无法解释时间置闰规律，头人则每年二月都会到特定的河段看游鱼有没有上水，寨子外特定的岩石上野蜂群有没有飞回来，如果鱼没上水，野蜂迟迟未来，头人就会增加一个闰月，称之为“怪月”。在头人制社会里，头人和寨主是整个村落的权力象征。各长老各司其职，农业生产、祭祀、接待外宾、调解纠纷、筹办节日、历法推算、通知联络，整个村落形成以“生活—生产—祭祀”为主体的完整的部落式组织管理结构。既是行政管理的组织机构，也是村落生计、习惯法、外交、宗教、文化习俗的建构者和运行者。

（二）家族共治模式下以寨老为核心的层级结构

以血缘关系形成的父系家族及由此产生的群体关系是佤族村落社会组织运作基础，这种群体关系是以家族成员对祖先的认同为基础而形成的。Q村有钟、陈、李、卫、魏几个不同姓氏的父系家族，解放以前以家族或者家族联合为村落社会组织基础，尽管家族意识强烈，但并没有出现以单一家族权利为主导的情况，而是实行多个家族共治的村落管理模式。十一个家族共同管理寨子，大小活动由指定的家族分工承担。这些家族分别为达格若、达杰、达满、达么、达奋、达布拢、达万、达保、尼麽、尼省、安降。“达”在佤语里是对老年男性的尊称，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都可被看作是寨子里的长老。

表1：家族与职责分工

以上家族均属于世袭继承，至今已经有四五代传人。家族规模不同，其在当地村落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家族和长老成为了整个村落权威的象征，寨老作为村落内部的权威群体，构成传统权力核心，家族规模、经济实力和承担责任多少密切关系。由寨长、村庙管理人和祭祀召集人等3人，和其他8名家族长者则处于协作地位，共同形成寨老群体，他们各司其职，既是村落行政组织的建构者，也是生产、祭祀、外交、风俗、习惯法、公益事务的实施者。整个村落形成“生产—生活—信仰”的组织功能。由一个个家庭构成的家族是村寨传统权威的社会基础，而家族的实力及相关社会关系网络是村落传统权力体系形成的基本要素。在村落传统权利平衡结构下，钟姓家族与李姓家族实力和权力的制衡是礼洛教和礼库教的家族和村民和平共处的保障因素之一。

（三）行政村委管理与民间治理二元组织体系下的老龄协会

社会生产方式的调整与经济结构的转变，是佤族传统头人制家族式管理组织逐步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传统的组织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氏族部落的头人制一体制组织形式转变为行政自治委员会与自发性民间组织的二元组织结构体系。

1.成员构成及推选制度

老龄协会实行协会委员会责任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成员身份非世袭、非终身制，采取定期公选。从人员构成来看，主要分三个层次：一是管理者层面的会首，会首的参选资格有着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会长和副会长人选基本出自历来拥有较高威望的大家族，自身也具备较强的管理沟通协调能力，比如钟家、李家，会长钟艾板负责礼洛教2、3村民小组，副会长李忠负责礼库教1、4、5、6村民小组，负责协会总体事务的筹划和协调。二是核心权威层面的寨老，8位长老的选拔标准不尽统一，他们有的是家族自然传承，有的是通过公开投票推选方式产生，可定期公选。能力素质方面有硬性要求，德高望重、品行端正、办事公道、勤劳无私、乐于助人、无不良嗜好，熟悉阿佤理，带头严格遵守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他们必须在村里有一定威信、掌握话语权，具备专长比如精通念经、占卜、祭祀等。三是操作层面的协会执事，由17名中年男性组成，分工有会计、吹乐人、土炮手、宰牲人、献祭人，主要负责协助寨老做好仪式的筹备、衔接及善后工作，执事没有固定的分工，有时一人同时有多重身份，保证仪式开展的连贯和完整。老龄协会集体人员各司其职，严重失职也会被相应惩治。他们有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仪式经验，其身份属于半农半职，他们平日里也是普通村民，在家从事生产劳动，没有任何特权。每逢全村过节、祭祀或各家做赕等重大活动，他们的身份就转变为神职人员，集中到庙房商议决策，纯属义务服务，协会成员没有任何报酬和补贴，协会活动开销基本来自村民共济，每户每年缴费15元活动经费，资金紧张时协会成员每人自筹几十元不等。村民请长老到家里做祭祀需出300元、1包烟、1瓶酒，既是给长老的礼钱，也会纳入协会账务作为经费补充。老龄协会属于村委会的下属，在实行独立决策的时候，对行政村委会负责，节日活动安排和祭祀事宜都向村委会汇报，征得村两委同意，有时经费不足也会获得村委会资助。

2.老龄协会的组织结构与社会职能

随着社会变迁与经济结构转变与社会生产方式，Q村的社会组织由以部落头人为首的家族式管理组织逐步式微，转变为以行政自治委员会与自发性民间组织的二元组织结构体系。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内部，却没有改变村落社会中家族与民间组织的引领作用。厘清老龄协会的组织结构才能发现其运行规则。在组织结构上，老龄协会从属于村委会管理，在组织内部是集亲缘、血缘、神缘为一体的村落共同体，它以庙房为组织合作中心场所，以山神梅德若和天神达布召为核心信仰资源，以家庭互助共济的方式提供经济人力支撑，形成了“一村一庙两公房一组织”的格局类型。在协会组织内部形成了“会首—寨老—执事”的三级结构组织。在组织之外，民间组织与其他村落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对底层社会发挥作用，与村落中的行政组织发生良性互动，运用政治在场获得生存和传承空间，确立其在村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行政组织又运用公共权力管理民间组织的运行。因此，两者的互动是双向适应与适用的过程。

老龄协会工作内容主要是组织节日活动、宗教祭祀、婚丧嫁娶、占卜祸福、巫术驱邪，组织村民建新房、修路、架桥、修谷仓等，调解村民纠纷和两教信众矛盾，两教风俗活动意见不同时，寨老们就会集中商议协调。协会内部分工明确，化繁为简，配合有序。不仅体现了以寨老为核心的老龄协会具有较高号召力和凝聚力，也反映了寨老在佤族社会中的权威影响力，这种民间影响力在某些层面优先于国家行政力量。过去村民个体宗教活动很繁重，占用了很多农业生产时间，一年用于祭祀的动物和食物数量庞大。个体宗教活动改由老龄协会统一时间、统一地点操办后，对于村民来说简化了很多繁杂的宗教祭祀程序，减轻了农户负担，节省了经济开支，可以将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上。

费孝通先生围绕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寨老制为例，深刻阐释了作为民间自治组织的寨老制度，在维护苗族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调控作用。老龄协会以家族联合为社会基础，发挥着神祗管理、宗教祭祀、民间活动等职能。寨老具有通往异界的神力，被赋予与邪恶对抗的力量，在世俗与鬼神二界中起过渡作用的一个媒介。当地不同的信众在公共节日活动中，避免不了一些纠纷和矛盾，为了协调农户间的关系，老龄协会发挥着一定的效力。为了减轻民众繁琐的祭祀活动、食物浪费、人力劳损，并更合理的协调农耕时间与节日时间、信众关系。对于寨老来说，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能分工，使他们在反复的仪式展演中加强和改善自我技能。围绕农业生产的神灵信仰以集体性的公共祭祀展开，增强了村落的集体凝聚力，以神圣的仪式强化或整顿村落的时间秩序和社会秩序。

三、民间组织变迁与权威传统的再建构

（一）传统与现代调适与共存是民间组织变迁的必然趋势

与过去的部落组织相比，传统权威在村落社会中仍然占据主要角色，老龄协会保留并发挥了头人、家族对村落文化统筹的功能。正如费孝通所说“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老龄协会传统在现代社会中趋渐式微。民间组织变迁是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的结果。村委会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和老龄协会所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自治组织，是现代与传统碰撞的“双轨政治”，二者要增强互嵌和互动，老龄协会组织可以弥补村两委在村寨基层管理中的缺位，能够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层面，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自然确立和重建村落传统权威，不断增益、修改和补充民族文化，使村落的标志性文化传统得以在公共空间和时间里集中展演，传统文化资源提升内生动力发挥最大化作用。老龄协会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到定位和平衡点，才能在村落社会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效发挥积极功能。

（二）仪式展演与村落权威再构建

Q村年度祭祀活动的类别主要分为日常祭祀、节日祭祀、重大祭祀（表2）。日常祭祀和节日祭祀主要以家户所举行系列个体性家祭仪式，重大祭祀及全寨性的节日祭祀则依托老龄协会协同合作组织、两教长老主持形式相异而宗旨同归的寨祭仪式，是寨子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集体性宗教仪式。柯恩认为村落权威与仪式行为两者不可分割，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寨祭和家祭均为老龄协会的长老群体发挥组织作用提供了时间、文化控制特权以及仪式展演空间，在祭祀过程中长老们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仪式经验、身体实践建构权威传统，通过召集村民、筹集经费、调集资源、调动人员、主持仪式等一系列象征性意义的操作，完成民间组织传统权威的延续和再建构。

表2：年度祭祀及仪式

经历了社会变迁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Q村，无论民间组织的变迁轨迹如何，老龄协会与村委会协作行使村落管理功能，但现代国家行政力量却无法取代民间传统权力。地方政府依靠村里的老协会提供“给养”，由村寨长老和宗教人员组成的独立于村落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民间权威都保持着高度自主权力，在其社会网络和宗教仪式活动中，依照传统惯习风俗行使各项社会权力。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还是在特定的节日仪式、祭祀活动中，起到维持村落秩序、实行乡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以老龄协会为代表的寨老制度，这种制度体现的是具有深厚农耕社会特征的传统权威。在还是依托传统农耕生产为根基的社会发展情境中，老龄协会这一民间组织为村民提供互助空间、信仰价值，通过各种仪式不断重复与追溯同一个村不同信仰民众的历史认同感，以寨老们的地方性知识来调和信教群众之间、个人与村落、家族与家族甚至村落与外界之间的关系。老龄协会在不同的信仰诉求之间、不同利益群体间不断通过仪式来调和关系与博弈，让村民产生和强化村落共同体意识，也是形成“一村两教”差异信仰的共存逻辑。传统的寨老制等社会组织形式渐次适应了转型后的苗族社会，继续成为富有生机活力的村落组织形式，对基层社会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秩序、民族团结、传承民族文化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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