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党的十九大上乡村振兴战略被确定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在2020年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正式开启。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即在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的过程中，有效地过渡到乡村振兴的重要阶段。乡村振兴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新时代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核心，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在此现实背景下，蜀绣作为中国古老的手工艺品之一，以其精湛的刺绣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典范，展示了巴蜀深阔的特色文化和艺术审美的独特风格。乡村振兴的美丽新画卷在祖国各地徐徐展开，这为蜀绣的现代性再创带来了资源与发展动力，蜀绣的历史性发展也为理解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对象与独特的地方经验。

一、在地化语境：巴蜀地域文化的美学表征

学者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指出“仪式”的重要性，“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蜀绣的发展嵌入在巴蜀地域文化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具有一系列在地化的美学表征，承载着巴蜀地域的深切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类型，其存在形态同样是抽象的与回溯性的，因此需要实体物质的承载与具体情境的搭建。

（一）蜀绣纹样：根性文化的象征载体

蜀绣作为实体的物质遗存与能动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成为一种承载乡村记忆与文化社会仪式，召唤着具有能动性的公众与客观性的依存空间，共同参与进这一过程之中，生成着交织性的互动关系，建构起乡村文化流通的复杂路径。蜀绣文化生成的过程也因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反复演绎的特性，依循着宗教、节庆、地域文化、族群村落等传播路径，在重复的过程中吸纳着集体经验与群体意象，进行着自身语意符码的编织，成为乡村记忆的原型式存在，其中蜀绣纹样显示了地方性的记忆图示。

蜀绣艺术在设计中巧妙地使用谐音、比喻和假借等设计手法，创造出含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图案。这些纹样广泛涵盖了几何图形、动植物形象、器物和人物故事等元素。蜀绣纹样中常见的动物图案包括鱼、龙、凤凰、鹿和各种鸟类，鲤鱼和大熊猫图案在当代蜀绣纹样设计中尤为常见，成为蜀绣的标志性象征。在人民大礼堂的四川厅中《芙蓉鲤鱼》这件精美的双面绣作品，与1999年澳门回归时四川省政府赠送的《九寨沟大熊猫图》，都展示了蜀绣工艺的高超技巧与蜀绣纹样的深邃寓意。植物的图案也作为蜀绣纹样的重要创意原型来源，最为经典的寓合吉祥纹便由一系列植物图案局部构成。蜀绣植物图案中的牡丹象征富贵，荷花代表清高之气格，常与寓意繁荣和吉祥的锦鲤和喜鹊搭配，同时置于富有叙事情境的故事之中，以寿星、孩童和侍女等作为叙述主题，在各类别纹样的搭配下形成理想与美好的场景。蜀绣纹样还包含着多样性的器物和几何图形，如花篮、花瓶、团扇、回字纹和万字纹等，每种纹样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和审美价值。国家级大师彭永兴的作品《福禄寿》中结合了福星、禄星、寿星等神话人物与蝙蝠、仙鹤等吉祥动植物，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文化的兴起背后的深层含义是多样的，往往蕴含着繁复的符号意指，成都平原自古以来物质丰富，在历史的流变之中，包括秦汉文化、三国文化、唐宋文化等，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影响相互交织，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影响到蜀绣的演变，形成立体感的颜色鲜艳的技法，目前为止已知针法12大类，122种比如铺针、掺针、沙针、盖针多种形式。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两对相对的概念即能指\所指，能指是语言本身的替代物，而所指则是被认为表达的对象。按照索绪尔的叙事逻辑，蜀绣的各种具体的形式比如“熊猫”、“睡莲鲤鱼”在立体平面上“活”起来，人们往往会料想到巴蜀地区特属的文化符号，比如三星堆文明，比如古茶道文化，这种符号不同于湘绣发源于马王堆文化，依托中国画衍生出的表现力，也不同于苏绣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而是根植于巴蜀文化跟润表达，才能展现出差异化特质。

（二）蜀绣题材：乡村民俗的具象呈现

蜀绣题材的多样性存在则显示了乡村仪式中的生动图景，现代语境下传统题材的保留与创新活动，钩沉着更多已然消逝在历史长河的乡村仪式遗迹，通过对一系列民俗活动留下的符号与民俗传统的细微把握，在蜀绣的题材建构中建立起手工艺与地方、与人的记忆性情感联系。结合巴蜀地方性的文化背景，对蜀绣题材的象征性寓意进行深刻探寻，将蜀绣题材作为社会记忆象征性符码，以此联结巴蜀地方性历史叙事与当下时代变更性的文化形态，建构起乡村振兴文化观念的清晰图示。

在大刀阔斧的产业化转型之路上，找寻文化认同和艺术灵感，蜀绣文化深刻嵌入巴蜀文化气质，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格调。乡土意识倡导的是朴实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记录，所以物象则会形成一些具体随处可见的，“多子多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的重要价值观，代表着生育繁衍的美好寓意。在蜀绣图案中，人们常常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象征“多子”的主题，其中石榴纹样就是一个典型的母题。石榴被视为“多子”的象征，因此常被运用在蜀绣图案中，以表达人们对“多子多福”的期盼与祝愿。蜀地民间还有一系列祈福图案，如“麒麟送子”、“观音求子”等，用以祈求神灵保佑。同时，“百子图”、“瓜瓞绵绵”等图案也常见于蜀绣作品中，这些图案寓意着子孙繁荣，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景，这些具象化的题材一直长存并随着巴蜀的发展而繁复。

蜀绣对于其题材的建构以精细严谨的制作工艺和明亮鲜明的色彩设计为基础，蜀绣广泛采用了单面和双面绣技术，涵盖了山水、人物、花鸟等多种题材，其中“芙蓉鲤鱼”和“金丝猴”两种题材样式是其中的经典代表，现存于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巨幅“芙蓉鲤鱼”，长达4.4米，高1.7米，有三十二尾生动的红黑鲤鱼与鲜艳的芙蓉花，充分体现了蜀绣的艺术风格，在精妙的绣技与色彩搭配下这一民俗题材得以灵动呈现。“金丝猴”作品精确捕捉了这一珍稀动物物种的原真神态，复现了其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中的真实生存图景，通过细致的针法变化，如沙针和晕针，作品中的金丝猴毛皮质感丰富，形象栩栩如生。这一作品也荣获了2003年中国首届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展览银奖，显示出蜀绣在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认可。

二、现代性创新：蜀绣遗产的振兴发展路径

对蜀绣遗产的现代振兴发展之路，要首先出自蜀绣文化群体的自我感知与对传统文化的经验性理解，建构出蜀绣文化显现于群体记忆的感知图示，基于对辐射乡村地区的文化、历史传说与象征性符号的深度理解，给予了蜀绣手工艺以沉积性记忆经验。蜀绣生产活动作为地方文化记忆承载的组织类型，为不在地的他者提供了了解巴蜀历史的文化记忆语境。在此蜀绣成为一种地方之间、群体之间乃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通媒介，作为一种记忆性角色扮演情境，提供了乡村社会记忆得以建构的“语境”。

（一）意象凝聚：承载乡村社会记忆

民俗学视野之下鲍曼（Richard Bauman）在《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一书中提出的“民俗的实践”（the doing of folklore），将民俗的事项提升到民俗的事件，使其概念化的同时以完成情境下的民俗交流实践。在蜀绣遗产的现代振兴发展之路构建中，应将蜀绣作为一种感知性的记忆图示呈现，而非孤立语境下的静止遗产，其所代表的乡村社会记忆在此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实践。据绣品市场国内消费和外贸出口比例显示,苏绣占总量的83%以上,湘绣为12%，而蜀绣还不到5%。明显可以看出蜀绣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蜀绣手工艺的组织在乡村振兴的精神与文化建构向度，被人们放置在崭新的生产与生活语境中重新实践与体验，呈现为动态性的、具有生命力的交流情境。

蜀绣作为一种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传统手工艺，其设计常取材的流行的吉祥物与地域性的动植物，应该融合现代性的内涵与语意，开发传统意象在当代传播与消费语境中的新变形态。蜀绣传统工艺的现代设计应不仅仅局限于图案的创新，更要关注于如何让这种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合。在文化层面，提取符号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比保留明显民族元素的产品（现代衍生花纹），相对较大面积使用非遗元素，如采用流行的文创产品形式、文旅结合形式，生产出更为适切于当下传播流动路径的蜀绣作品。蜀绣遗产的现代性再创对于乡村集体记忆的构建，通过集合历史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探寻这门手工艺的发展机制，从而勾连起完整向度的文化记忆。这一文化记忆同时包含了乡村振兴地区的集体记忆与交往记忆，集体记忆以具体化的“集体意象”而存在，这一意象是蜀绣技艺对历史原型地艺术化模仿与对集体经验地实在性再现，生成有关记忆的关系网络包容着差异化的个体记忆。交往记忆则存在于地区、社群与个体之间的交流实践，在对话、沟通的过程之中生成群体性的记忆话语。交往记忆与集体性的记忆之间存在着许多裂隙与缺口，在蜀绣意象的现代性构建中，要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探寻以及集体情感的追溯，完成记忆的连续性编织。

在蜀绣非遗传承的过程中，应确保蜀绣技艺的活态性传承，需要了解其历史发展、针法和技术细节，以保证新生产的蜀绣产品具有蜀绣文化的根性文化，又能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首先在策略上，采用以乡村带动产业发展，根据当下的实践情形，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闲散在家的妇女有5000人左右，其中有800人具备一定的蜀绣技能，有1000人愿意从事蜀绣工作。在政府的安排执行成功引进相关企业专门从事蜀绣研发、生产、销售，初步培育成1个集中加工区、数十家家庭作坊，培训绣工300多名，新创作500多幅总价值100多万元的蜀绣作品。此种乡村振兴模式采用了“非遗＋工艺品”带动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发展。

  （二）模式更新：嵌入乡村社会进程

在现代化进程和数字语境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建立于完整的关系体系，人和人、人和物的关联都依赖着一定的关系维系，“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传统蜀绣的存在和流通满足原来的某个区域的生产条件，比如充当服饰用于保暖或者用于各种面料的装饰，如帷幔、抱枕、鞋袜等。当下在大量快节奏的空间存在、发展，手工的方式很难通过手工操作和传统工具来制作物品，或者说是小作坊的形式被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模式取代，蜀绣的保存和传承需要调整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通过新技术路径得到增强，应将蜀绣的传统资料进行归类和数字化，包括图像资料如绣品图片、影像资料如技法演示视频和传承人的相关访谈。由此创建一个蜀绣文化的数字化博物馆，不仅可以展示电子化的资料，还可以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增加展示的多样性，以“互联网＋”形式，线上宣传，电商带货，大学生达人网红，打开网络知名度。

在产品营销上，结合不同文化推出不同系列，涉及社会各类群体，产出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装饰类产品。审美日常化的今天，人们对物质的感受不仅仅是停留在实用的功能层面，物质生活优越的丰裕社会，对“物”的看法往往会注意审美和体验。如展览中可以使用先进的3D全息投影技术在展示中还原传承人的刺绣过程，使观众能够通过这种近距离的、立体的演示方式，更直观地体验蜀绣的技艺和文化魅力；与当下流行国潮联名“跨界”让传统文化重新穿上“新衣”触达感官和心灵。线上线下的结合，不仅有助于传统技艺的保护，也使蜀绣文化能更广泛地传播和欣赏。同时随着乡村旅游业从传统观光向一体化的体验型转变，文化与旅游的结合逐渐深入到非遗和民间艺术领域。这一趋势促进了文化与现代旅游业的融合，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经济体。对于蜀绣遗产的活态传承来说，面对当下蜀绣行业中小企业众多、分散且竞争力不强的现状，有必要利用巴蜀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促进蜀绣行业的集中与发展。通过整合各蜀绣企业和传承者，创建一个集文化艺术展示、餐饮服务及娱乐活动为一体的文旅特色基地，以此推动蜀绣的多元化发展和文化传承。
   在传播路径的构建维度，为了适应现代传播方式并激发蜀绣的活态保护与发展，可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近年来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已成为推广传统文化的新舞台，蜀绣传承人和研究机构可以创建专属账户，通过发布教育性短视频普及蜀绣知识，借助直播等形式，结合网红等社会影响力人物来提升蜀绣的知名度和接受度。此外通过这些平台销售蜀绣产品，或者制作以蜀绣文化为主题的微综艺节目，邀请专家学者和艺术大师参与，有效引发公众对蜀绣文化的兴趣和讨论。在文化产业的发展维度，建立乡村蜀绣品牌意识也至关重要，乡村企业应利用政府主导的推介会和展销会等多元渠道进行品牌宣传，并根据时间规划逐步建立品牌形象，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蜀绣企业品牌。发挥合作社、传习所带头作用的, 对蜀绣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的意义。通过设立合作社+农户、 传习所+农户等模式开发蜀绣工艺品, 打造“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结语

蜀绣的艺术价值在于它的多样性和表现力，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书法、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国画为基础，进行艺术还原或创新。蜀绣作品色彩鲜艳，造型生动，富有立体感，常通过具象、比喻等手法表达深层含义，广泛涉及动植物、日用器物、建筑等元素。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在现代乡村社会仍保持其文化独特性和审美价值，对蜀绣的研究需基于对其历史发展的全面理解，并对当代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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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翠（2004.01—），女，苗族，籍贯：重庆彭水人，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1级在读本科生，本科学位，专业：新闻学 

    张芯瑜（2001.12—），女，藏族，籍贯：甘肃兰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商学院，21级在读本科生，本科学位，专业：会计学

王柳涵（2002.11—），女，汉族，籍贯：辽宁鞍山人，西南民族大学商学院，21级在读本科生，本科学位，专业：会计学

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S202310656113x)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