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实体，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并不是起源于现代，而是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有其孕育与形成的历史渊源，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首创者彪炳千秋。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体现和共同心理的趋同，这是我国国家凝聚力的来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建立在每个成员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之上。司马迁以开创性的精神及超越前人的勇气撰写《史记》,总结出上至先秦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1.《史记·五帝本纪》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文初祖历史谱系

《史记·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被视为整部《史记》的纲领。《史记》记载了部落的纷争以及部落首领的事迹。司马迁系统梳理《大戴礼记》中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帝王的历史，并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其他帝王皆是黄帝的子孙后代。司马迁关于五帝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五帝本纪》中。《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认为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但重视生产生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重视各种制度建设。《五帝本纪》是关于中华民族起点的历史文本，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

五帝的帝位传承，采用禅让制。《史记·五帝本纪》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从文献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帝的正妃嫘祖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都没有继承黄帝的王位。按照禅让制的原则，颛顼继承黄帝的王位成为第二个帝王，之后帝喾、尧、舜依次继承王位。《五帝本纪》中指出，从黄帝到颛顼，再到帝喾、尧、舜，都是同姓但国号不同。从这个角度讲，夏朝、周朝、商朝的建立者，都是黄帝的后裔。西周后期诸侯纷乱而起，其周边的各个民族也都是黄帝的后裔。司马迁在《史记》始终将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视为一家，甚至主动为少数民族作传，《朝鲜列传》记载了卫氏家族朝鲜历史，《匈奴列传》记载了匈奴一族与中原之间的关系，《大宛列传》是以大宛为中心，记载了大宛及周边国家、部落，包括西亚南部、南亚、中国新疆和川、滇部分地区的位置、面积、物产、风俗等。《越王勾践世家》详细记载了越国从勾践到无疆的历史发展及事迹。司马迁详细叙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并提出五帝同宗、华夷一体的观点。司马迁认为少数民族也与黄帝相联系，华夏族和少数民族同根同源，都是五帝的后裔。司马迁从源头出发，构建了系统、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这一理念打通了华夏民族与匈奴、大宛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界限，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史记》里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表述和多元一体的民族观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这一事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时间到了汉代，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巩固加强,经济繁荣昌盛,文化事业更加发达,这个时候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幸运的是，司马迁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司马迁生活在汉代武帝时期，此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汉代的统一与兴盛，给司马迁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司马迁在《史记》中一直强调民族“大一统”观念，如《秦始皇本纪》中提出：“法令由一统”的说法，其中的“一统”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司马迁一方面赞扬为国家统一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另一方面极力贬斥分裂、叛乱之人。如周公评定叛乱，使得天下归一，司马迁对其进行大力赞扬。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史记》中给于特别关注，秦朝尽管只有短暂的两世，但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统一天下的意义。刘邦、霍去病、卫青、李广等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者，司马迁都给于极力的赞扬。淮南王、吴王反叛汉朝，司马迁也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贬斥。

司马迁在《史记》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彰显了鲜明的“一统”态度，支持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司马迁深知国家统一来之不易，尽管秦始皇依靠暴力手段统一中华民族，其还是给于了赞赏。《史记·六国年表》中有：“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司马迁重视“统一”的结果，对于暴力方式并未斥责，并提出秦始皇采用暴力方式统一全国，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司马迁站在历史的高度，肯定了秦代统一华夏的重要意义。自此，秦代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完成统一的朝代，开创了中华大地的新局面，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西汉建立以来，老百姓的生活平静富足，这正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结果。

汉代以前，人们对于民族始祖是存在争议的，观念混乱多元，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司马迁从混沌多元、纷乱复杂的历史中，梳理出一条统一的系统——黄帝子孙系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司马迁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起点，黄帝以前的盘古、伏羲、燧皇、蚩尤等人与事并不给于采信。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指出，中国的历史系统从黄帝开始是司马迁的成就。司马迁将黄帝之前的历史置之不理，这是一种独到的勇气和眼光。将黄帝元年作为中华民族的起始之年，是司马迁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在司马迁的“断限”下，“炎黄子孙”的称谓得以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方面意义重大。

3.《史记》尽量淡化华夷之别，提倡相互尊重的民族平等观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攻击匈奴并迫使其推向漠北。当时人们的民族观念模糊，“尊夏贱夷”的思想非常顽固。司马迁站在历史的高度，始终坚持中华各民族生而平等, 虽然封建时代诸多儒家人士，对少数民族怀有敌意。但其认为各个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构建出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史记》中彰显出的平等民族观念，对于构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具有现实意义。

  司马迁认为蛮夷由于地处偏远，在文明程度及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上与拥有丰富礼乐文明的华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亦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给予充分地尊重、包容，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史记》字里行间蕴含着华夏统一、民族平等的观念，尤其对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认为匈奴与汉族是两个平等交往、相互融合的民族，而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这种观念对于汉代及后代认识民族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国书”，汉文帝屡次表示要“约为兄弟”的期待，提出要“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的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文帝、司马迁都致力于将匈奴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华夏统一、民族平等观念的彰显。

  司马迁站在历史的潮头，为其华夏统一、民族一体观念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得到了近代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白寿彝认为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汪高鑫教授认为，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夷夏之别、德化四夷明显不同，司马迁更加重视夷夏一统。总之，司马迁努力淡化华夏和蛮夷之间的区别，致力于从历史书写角度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具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4.《史记》肯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倡导华夷共生共荣的民族发展观

司马迁认为华夏和蛮夷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中蕴含着“华夷共祖”和“大一统”思想。司马迁专门为匈奴、南越、朝鲜、大宛作传，真实记录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积极倡导华夷共生共荣的思想观念。《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描绘了黄帝及其后继者在民族融合上的积极作用，到舜帝的时候，中原与少数民族的文化整合已初见成效，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汉代时期，社会安定、国家富强，走向了海内一统的盛大局面。海内一统的社会，为各民族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汉武帝好战，连续征伐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司马迁在《史记》里也给予了批判，表述了他休战养生的民族发展观。充分表现了司马迁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透露出司马迁希望各民族间和谐发展不要征伐的美好愿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不仅具有史学、文学价值，其在构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司马迁洞察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共同性，“四夷各异”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赞扬“胡服之功”的民族观，推动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文明。司马迁的“大一统”观念，促成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建立，为当代各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意识，已渗透到每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融合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的一份子。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第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持续创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明，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延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活力的有力举措。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观念有机结合起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深刻的认识到，只有深入挖掘各民族共同体中的宝贵资源，积极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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