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从南诏奉圣乐进长安解读文化自信对民族团结与融合的影响力 》中配合项目核心论文研究内容所撰写。

按照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所论述从夏商周至民国，中华文明经历了起源与孕育、自在发展、自发自觉的联合三大阶段才最终形成多元一体。其中多民族的大规模渐进融合主要发生在581-907年的隋唐大一统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涵盖现今西藏自治区以及新疆、青海、四川西部等地的吐蕃吐蕃与现今涵盖云南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的南诏之间相互关系对于中华民族最终实现大一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从三个国家由于地域比邻诱发的战争、经济、政治、文化四个角度，结合唐朝与南诏、南诏与吐蕃王朝的相互关系，主要分析南诏与吐蕃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战争方面

吐蕃，存续时间为公元633年—842年；是青藏高原地区一个存续时间长，军力强大，内部完成了统一的古代王朝，其鼎盛鼎盛时期面与大唐大体上以陇山为界，北到宁夏贺兰山，且与南面的南诏为属国的强大王朝。由于地缘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中华文明主体唐王朝强大的对手，而与南诏之间更是以武为器曾成为南诏宗主国。参看敦煌藏文《吐蕃史》中有如下记载：

“及至兔年(703年)，赞普赴南诏，攻克之，是为一年”。赞普传记里也记载：“赤都松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归于治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神龙三年（707年），诏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gēng]梁漾、濞二水， 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洱海）以勒功。”通过这段文字所承载信息可以得出以下信息：第一：作为邻国的吐蕃能在西南地区南诏统治范围内修建当时在险峻之地能够建构的最佳交通要到说明吐蕃在滇西北站稳了脚跟且对这一地区达成某种意义的实控。第二：吐蕃在云南建桥沟通大江两岸的之后还在附近设了神川都督府，作为吐蕃经营云南的大本营，用今天语境等同于建立军事基地。后又经过天宝战争，在公元752年南诏国改元为赞普钟元年，成为吐蕃的属国。

吐蕃之以能够在公元6世纪完成对南诏的控制，是由于当时南诏建国不久和唐朝之间关系极为微妙，使得在这一历史阶段南诏能够利用吐蕃和唐帝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完成了地区政权的统一和王国政权的建立。当时的史料是的记载：旧唐书《南诏蛮传》中记载：“鲜于仲通将兵八万讨南诏，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蛮语谓弟为‘钟’，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蛮谓金印为‘瑟瑟’。”

经济方面

南诏国（738年—902年），是八世纪崛起于云南一带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由蒙舍诏首领皮罗阁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立。其核心政权区位于洱海周边在其政权最强盛的阶段，其领土甚至辐射至越南缅甸部分地区。

南诏地理条件优厚，既发展农耕还能有畜牧业作为补充，这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可以说保障了南诏能够立国、强国。依照现存史料我们可以知晓当时的南诏国已经能够成熟的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还能种植多种蔬菜水果。

唐 仓储石碑

通长57厘米；通宽40厘米；厚15厘米

2001年8月出土。石碑保存基本完好，阴刻汉字七行，每行6—13字，共70个字。直书右行，正书。为研究南诏早期的官职制度、仓储制度、度量单位的重要实务文物。

作为西南片区重要的政权，南诏有着成熟的贸易通道，以太和城、羊苴咩城为重要的商业贸易枢纽，南诏完成了对唐帝国、吐蕃、以及周边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来自唐帝国、吐蕃及自己生产的很多产品，例如：丝织品、手工艺品、药品、金属制品以及在当年非常重要的茶叶向周边区域贩卖，一是通过陆路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如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进行商品交换；二是通过水路与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开展贸易。进口的商品则包括珠宝、香料、药材等。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为南诏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在当时的国内贸易中，各个地区商人们在这里进行商品的交易和流通。各地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汇聚到城市，再通过商业渠道销售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同时，南诏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为商业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支付手段。《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上》记载“以缯（zēng）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初期，“本土不用钱”，以海贝充当货币，称为“巴子”。

环纹货贝，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种贸易往来促进了几方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这种经济上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政治紧张关系。

同一时期的吐蕃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袤的土地，但由于吐蕃领域大部分位于青藏高原，因此在农业发展是远逊于农业，其主要的经济模式为畜牧业。其强大的畜牧能力在冷兵器时代使得吐蕃有了强大的骑兵。但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吐蕃是略逊于南诏，更不能与唐帝国相提并论，因此，对于南诏的控制欲望是强于唐帝国的。

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南诏与唐朝和吐蕃之间有过反复选择与横跳的过程

按照史书记载，南诏是有六个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经过多次相互战争，其中最大的一支于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皮逻阁统一了洱海地区，唐赐皮逻阁蒙归义，授特进封越国公，又封“云南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应该说南诏之所以能建国完全得益于唐朝的支持。当时的南诏的国主从行政制度文化等方面是全面想盛唐学习，第二代国主曾两次出使唐朝，带回了大量农业、纺织技术、建筑与科技以及艺术宗教等等文化典籍，且由于双方交互内容的增加，汉族地区的人规模化进入洱海地区促进了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南诏由“俗不解织绫罗”到“悉解织绫罗也”。《蛮书》等文献典籍也是这一文化影响的产物。《新唐书・南蛮传》说南诏“语言与中原同”。

但在中原王朝统治者及官绅阶层心中，并未将南诏作为平等的伙伴，从新旧唐书对南诏地区称呼为“蛮”可见端倪，因此唐朝委派至西南的管理人对于南诏有着高高在上的态度，甚至在当地的传说中有唐朝官员侮辱王后的故事。又经过唐帝国安史之乱、两次天宝战争，帝国的统治严重衰退，南诏选择了吐蕃作为宗主国。

南诏早期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对于周围强大王朝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在文化上它成为与“中原同”，在政治制度上南诏是实用主义，在纵向管理方面结合自身特点既向制度相对原始的吐蕃学习也同时吸纳唐王朝的管理制度。例如其内部对于向下的管辖采取的是“七官制”【《贤者喜宴》《西藏通史》】，将官员分为地方政务官“域本”（类似于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军官“玛本”、养马官员“戚本”、掌管粮食和财务收支的官员“岸本”、负责各类牦牛事物和赊账实务的“楚本”、法律事务官员“昌本”、管理最基础部落或者就是部落首领的“司本”（职权范围类似于中原的里正，但是权力履行范围大于里正）南诏的官职设置中，有一些官职的名称和职责与吐蕃的官职相似，这可能是南诏在政治制度上受到吐蕃影响的体现。

在制度学习方面，吐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游牧民族的制度对于南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是盟誓制度。吐蕃在与其他势力结盟时，通常会举行盟誓仪式，以确保联盟的稳定性。南诏在与吐蕃结盟后，也可能受到了这种盟誓制度的影响，在与其他势力交往时，也开始注重盟誓的形式和意义。例如，南诏后来与唐朝的“点苍山会盟”，就是一种类似的盟誓仪式，这表明南诏在政治交往中开始借鉴吐蕃的盟誓制度。

苍山会盟假想场景

笔者2023年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但是唐帝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经济文化方面对南诏影响力比起吐蕃还是具备明显的优势。

文化方面

南诏作为同时与两大王国接壤的国家，从受唐朝支持建国，后成为吐蕃的属国最终成为唐朝属国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南诏向两个国家文化方面的学习，及受两国的影响是远大于其他两国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古代，宗教信仰一直是文化的一种显性元素，中原唐王朝在漫长的宗教信仰筛选后，大乘佛教和道教是主流；吐蕃地区主要宗教：一直是苯教和佛教（佛教在吐蕃地区后来演化为佛教重要的支系的藏传佛教）；至于南诏从建国前古老的多神原始宗教信仰逐渐受影响为以佛教为主体呈现多元化融合的宗教信仰。吐蕃地区主要宗教：一直是苯教和佛教（佛教在吐蕃地区后来演化为佛教重要的支系的藏传佛教）

佛教在这三个地区都有着广泛的传播。唐朝的佛教文化，对南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诏大量修建寺庙，佛像雕塑、宗教仪式等方面都借鉴了唐朝的佛教艺术。同时，吐蕃的藏传佛教也对南诏产生了影响，南诏的佛教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其中在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剑川石钟山的“阿嵯耶观音”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个观音造像身形修长、腰身纤细，头戴化佛高花冠，上身袒胸，下身着长裙，跣足立于莲台上，服饰造型似与唐宋、藏传观音皆不相同。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

石钟山石窟第13号窟的主尊雕刻

吐蕃的佛教在唐朝也有一定的传播，一些吐蕃的佛教僧侣前往唐朝交流佛法，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唐朝的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也对吐蕃的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弹琵琶迦陵频伽鸟鎏金银饰片

（吐蕃时期，608年-866年）。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唐帝国(618年—公元907年)、吐蕃（公元618年-842）、南诏（738年—902年)这几个千年前在历史中曾辉煌盛极的王朝，它们之间曾爆发过惨烈的战争，也从相互学习对方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养分，千年已过，如今它们都成为璀璨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影响，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内涵，推动了地区的发展。政治关系的变化、经济交流、宗教传播、以及社会习俗的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这种文化相互影响不仅体现了古代西南地区的多元文化特色，也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时代，研究南诏、唐朝与吐蕃文化的相互影响，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