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从南诏奉圣乐进长安解读文化自信

对民族团结与融合的影响力”（项目编号： 2022J1114 ）

作为偏居西南的云南，又称“滇”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新、旧唐书中，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被称为“南蛮”。是云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启幕，本文将以“南诏奉圣乐进长安”

位于祖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在170万年前就有直立人类元谋人生活，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片土地虽然在中原古籍中曾有记录，为夏、商时期属中国九州之一的梁州。殷周时期，云南被称为“百濮之国”。参照《史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云南应该直到公元3世纪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参照李中华先生《中国文化概论》的中华古文明三大文化圈，以中原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表述，云南一直作为“蛮夷”，在很长时间内，游离于中华文明体系边缘。

今天的云南早已成为有8个民族自治州呈现行政及文化多元性中华大家庭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这片民族众多的区域，民族的融入最重要的时期是隋唐。

任何体系最终成型都需要经过渐进式演化，组织行为学中有个经典图形可以清晰的表述这个过程。

中华文明及多民族主体格局的最终形成也是遵循这个客观规律。按照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所论述从夏商周至民国，中华文明经历了起源与孕育、自在发展、自发自觉的联合三大阶段才最终形成多元一体。其中多民族的大规模渐进融合主要发生在581-907年的隋唐大一统时期。

本文将以发生于贞元十年（公元810年）“南诏奉圣乐进长安”这一核心事件为切入点，从云南地区的古代历史，到南诏统一了云南各个政权后，与唐帝国、吐蕃之间如何经过约100余年战争-->共存-->战争-->盟约，最终成为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不可分割一员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和解读。

云南少数民族政权最早是作为蛮夷的一支接受中原王朝的统辖 出土于昆明石寨山的国家首批禁止出国的文物“滇王之印”能全面印证《史记·西南夷传》中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同时参考能与《史记》相互印证的《汉书》、东晋的《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这一时期的云南地区属于早已消亡的古滇王国。参考《石寨山文化考古发掘报告集》的考证，这一时期约为公元前278年至前109年。

高原、多山、瘴气、多骁勇的少数民族等因素使古滇之后的云南再次出现在中原文献中形成信史已经到被东晋王廷册封爨氏统治云南时期。

爨氏治滇

按方国瑜先生的考据，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云南羌族首领爨琛独霸宁州，开始了爨氏对云南的统治。这个局面一直维持了400余年，直到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灭爨氏相关爨族历史可见于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现存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的《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氏之所以能偏安一隅统治云南地区，得益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间内，中原地区战乱不断，任何统治者都无暇顾及西南片区，直至隋唐，“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原大一统王朝建立。对于具有和吐蕃相互关系中占据重要地域位置的云南地区的安全和控制，成为隋唐时期统治者们必须关注的事项。

吐蕃影响

在隋唐时期，除唐帝国外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对于云南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控制力，参看敦煌藏文《吐蕃史》中有如下记载：“及至兔年(703年)，赞普赴南诏，攻克之，是为一年”。《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神龙三年（707年），诏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gēng]梁漾、濞二水， 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洱海）以勒功。”

通过这段文字所承载信息可以得出以下信息：第一：作为邻国的吐蕃能在西南地区南诏统治范围内修建当时在险峻之地能够建构的最佳交通要到说明吐蕃在滇西北站稳了脚跟且对这一地区达成某种意义的实控。第二：吐蕃在云南建桥沟通大江两岸的之后还在附近设了神川都督府，作为吐蕃经营云南的大本营，用今天语境等同于建立军事基地。后又经过天宝战争，在公元752年南诏国改元为赞普钟元年，成为吐蕃的属国。

多民族之间能够最终走向融合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它必须是基于地域接近、文化之间的基本认同，还必须包括战争的催化剂。由黄朴民、白立超、熊剑平撰写的《改变历史的24场战争》中就明确提出战争具有两面性的观点：战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破坏使生灵涂炭、财富毁灭、文明受损；另一方面，它又以特殊的方式和巨大的能量，打破旧有的秩序，为新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些战争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而南诏成为云南逐渐融入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正是基于两次唐帝国、吐蕃、南诏之间的天宝战争。而南诏最终以向唐帝国敬献“南诏奉圣乐”为标志性事件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是得益于战争产生的后续影响力。

作为汉民族的一只爨氏在云南经营数个世纪，因此南诏政权对于中原文明的接纳程度是极高的。继承了爨氏领土的南诏国依照《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南诏源自彝(yí)族和白族的先民在今云南洱海一带建立了六个政权，称为六诏，在隋唐时期六个政权区域稳定平衡的状态在开元年间被打破，受到唐王朝的支持的其中最大的一支于738年，皮逻阁统一了洱海地区，唐赐皮逻阁蒙归义，授特进封越国公又封“云南王”。《新唐书》记载：“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

当时的南诏的国主从行政制度、文化、科技等方面是全面向盛唐学习，第二代国主曾两次出使唐朝，带回了大量农业、纺织技术、建筑与科技以及艺术、宗教等等文化典籍。《资治通鉴》有这样的文字：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文献提及的《龟兹乐》后来亦成为南诏奉圣乐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南诏与唐帝国方交互内容的增加，汉族地区的人规模化进入洱海地区促进了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南诏由“俗不解织绫罗”到“悉解织绫罗也”。《蛮书》等文献典籍也是这一文化影响的产物。《新唐书・南蛮传》说南诏“语言与中原同”。

唐 仓储石碑

通长57厘米；通宽40厘米；厚15厘米2001年8月出土。石碑保存基本完好，阴刻汉字七行，每行6—13字，共70个字。直书右行，正书。为研究南诏早期的官职制度、仓储制度、度量单位的重要实务文物。

云南少数民族融合入中原文化启幕的天宝之战起因很复杂，且吐蕃、唐朝、南诏同时期留下的记载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和矛盾，按照《南诏德化碑》记载，是由于当时南诏的统治者受到源自唐朝地方官员极大的侮辱，因此被迫叛乱。同期的唐王朝史书，又说是因为南诏当时统治者在唐帝国和吐蕃之间反复横跳，最终触怒唐帝国遭到讨伐。战争的成因并非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此内容不做详考。

在笔者看来，天宝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南诏以胜求和全面融入中原文明圈的战争。首先要明确一个史实，天宝战争是南诏获胜，且导致唐朝于南诏之间行政长达40年的断交，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场战争却真正加速了后期南诏融入中华主体民族的进程，最终，这种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明圈的主动融入被“南诏奉圣乐”做了全面系统的呈现。

关于南诏奉圣乐，《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七-南蛮》中有详尽记载。该乐舞的呈现使用了涵盖了多种少数民族特有及古代流行的30多种乐器，舞者和乐师加起来演员达196人之多，共有30首乐曲，分为4个乐部。分别是：①龟兹部，②大鼓部，③胡部，④军乐部，

在史料中涉及南诏奉圣乐的描述：“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人数“......工六十四人，赞 引二人......”；表演方式“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 “南”字，歌《圣主无为化》......馀字皆如之，唯“圣”字词末皆恭揖，以明奉圣。”；服饰：“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画 皮鞾革，首饰袜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演奏曲目调式：“独唱殊音，复述《五均谱》，分金石之节奏：一曰黄钟，宫之宫，军士歌《奉圣乐》者用之......五曰南吕，羽之宫，应古律黄钟为君之宫。乐用古黄钟方响一，大琵琶、五弦 琵琶、大箜篌倍......”唐书这个权威官方史料共用了长达3600余字的文字，对这个1200年前出现于唐代最高庙堂之上的藩属国敬献的乐舞做了最完整记录。

下文对于“南诏奉圣乐”的表述，绝大部分均源自对该记录的分析，同时参考其他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结果。

其一：南诏奉圣乐南诏对中原文化的深度学习

在南诏的俘虏中，有个唐朝人郑回，在天宝战争前是任巂州（今四川西昌）西泸（今四川西昌南）县的县令，被南诏俘虏后当时南诏统治者阁罗凤发现郑回是一位饱学之士，于是很看重这名俘虏。

当时的唐帝国作为真正的世界第一强国（唐朝存续时间为：公元618-907年，存续289年。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大国分别为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印度河流域的戒日帝国以及亚欧大陆交界处的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从人口数量；统治疆域；经济体量等方面综合评估，唐帝国排名第一）对于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郑回作为唐朝典型的儒家学者在这一背景下，深受南诏统治者器重，担任凤迦异、异牟寻、寻阁劝三代南诏王室子的老师，这几位南诏的统治者自幼接受儒家老师的教育，使得整个南诏国不论是从显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呈现，到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认同等多方面，开始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原化、儒学化形态。

而在南诏奉圣乐中这种学习体现在乐舞呈现的两个方面

第一：乐舞的呈现形态。

南诏奉圣乐原初是什么样貌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乐舞呈现于庙堂之上时，是唐王朝宫廷乐舞的“字舞”形态。何谓字舞？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解释，字舞即“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用当今最让人能够直接理解的样子可以读解为类似大型运动赛事开幕式上的“组字”

整个演出，以舞者的队形和服饰变化作为组合元素，共出现“南、诏、奉、圣、乐”五字，有群舞和独舞作为基础，中原乐舞在表演中常常有丰富多样的队形变化，如方阵、圆形、菱形等，不同队形有不同寓意和视觉效果。南诏乐舞在大型表演中可能也借鉴了这种队形变化的方式。在《南诏奉圣乐》中，舞蹈者们的队形变化可能是为了配合音乐节奏和主题表达，比如在表现庄重、宏大场面时采用整齐的方阵，在表现欢快场景时变换为灵动的圆形等，与中原乐舞利用队形变化营造氛围的手法相似。在制式上，是以武则天创制的唐宫廷乐舞的“圣寿乐”为模板，进行了字舞的编排。

可以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南诏奉圣乐的呈现就是全面学习唐朝宫廷舞完成创作的。

第二：叙事性编排：中原舞蹈擅长通过编排讲述故事或传达主题。而南诏本土的舞蹈更多的时候是对于自然动物的形态模拟表述故事。在“奉圣乐”记载中，有编排元素包含“夷中歌曲”，我们从现存的彝族、白族、傣族的传统舞蹈中，可以看见更多自然动物拟态的表现形式，而非系统化叙述。而南诏奉圣乐则是通过舞者的队形变化、动作衔接来展开情节讲述南诏与唐朝求和盟誓的的故事，以字舞来讲述南诏对唐朝的尊崇这一主题。

这种以舞蹈动作叙事的方式明显受到中原舞蹈编排的影响。舞者们通过集体协作，按照特定顺序展示每个字的舞蹈造型，形成一个完整的、有逻辑的表演，就像中原舞蹈通过编排展现复杂故事一样。

其二、南诏奉圣乐体现了南诏统治者对民众倾唐的引导意志。

天宝战争结束后，按照现存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南诏德化碑”》原文5000余字，现存1000余字，残留文字中表述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南诏对唐王朝保留了高度的求和心态。为唐军将士裹尸收兵，“祭而葬之”，

甚至南诏本土的宗教崇拜中，作为发生大型战争的敌对方人员，竟然能够有幸被当地百姓所虔诚供奉，成为本主。

关于本主：“本主”的原义是“方主”，其含义是“以村社为单位集体荣拜的社神”。凡本主神既享受庙宇的保护和香火祭祀。大多是一个村敬奉一位柱神，也有一个村敬奉一个至多个本主神，或几个村共等一位本主神的现象。各村的本主神税是由本乡本土的农民创造来的传说中的英雄形象，他们或是与民为善。或是斩妖除害，或是保卫土斗争的英雄人物；本主只要在某时，某地，某事上，为民造福，其至牺牲了自己才有机会成为被香火供奉的本主。现存的大理地区本主中有三名自唐代被供奉至今的本主，竟然是天宝战争中的唐军将领。分别是：赵元勋、赵元德、赵元臣三兄弟。他们是大理市凤仪镇大江西村所供奉的本主。

资料图提供：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2019级学生：董涵韬

虽然，经过1200余年时光，笔者已经无法考据到为何这三位古代敌方将领会成为当地民众的“本主”，但这三位本主的祭祀方式却与其他村落本主的祭祀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他村落的本主都是上午迎接、中午祭祀、晚间送回，但大江西村的本主是晚上迎接本主，还需要村中有福的老人模拟当时本主所统领的部队将领负责抬旗。

根据笔者对当地本主祭祀活动的实考，当地村民并不认为着三位唐军将领是侵略者或者敌人，反而崇尚他们的英勇善战、武艺高强、兄弟情深。对于他们身死在异乡洱海充满同情，当地村民奉他们为本主，且认为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村庄不会被邪物侵扰。如果不是对战争对手已经有了极大认同，笔者认为南诏国当时的统治者是不会允许这三位本主被自己的子民所崇拜，当然，也可能由于天宝战争唐军伤亡惨重，在当时，应当也夹杂有对于阵亡的将士收魂和安抚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将敌对国的将领奉到“神”崇拜的并不常见。

南诏国的核心统治地区是洱海，现今洱海周围的主要聚居民族为白族（白族起源为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总的来说，唐朝将领成为白族本主信仰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白族地区当时并不在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在南诏奉圣乐中，这种崇拜唐朝的形态被发挥到极致，当奉圣乐排列摆出“圣”字单元的时候，舞者们均下跪叩拜，以表达对唐皇的臣服与尊崇。

其三，体现出南诏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

如前文所述作为云南本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王朝统治者及官绅阶层心中，并未将南诏作为平等的伙伴，从新旧唐书对南诏地区称呼为“蛮”可见端倪，然后《南诏奉圣乐》却证明了南诏和中原之间已经开始了文化相互性。《南诏奉圣乐》是成为了唐朝10大国乐的保留曲。

按照文献记载，南诏奉圣乐中出现了大约30余种器乐，其中能够确认的有多种中原乐器种类繁多，如古筝、琵琶等。而为了让奉圣乐的音色更加多元化，云南地区特有的器乐也出现在其中，例如文献中提及的：腰鼓、鸡娄鼓还有西南地区独有的葫芦笙。

喜欢音乐的读者都会接受一个概念，乐曲的听觉感受的立体性很多时候是需要各类不用音色的器乐共同发声，才会让音乐的效果更加多元。我们没有时光回溯的能力，但是从文献中记载的凝聚融合唐朝、南诏、吐蕃、西域诸国的乐器以：“龟兹部”、“大鼓部”胡部”与“军乐部”四部，弦乐、打击乐、吹奏乐等多种乐器，必然使得南诏乐舞音乐在音色上更加丰富，以196人的庞大组合所呈现的南诏奉圣乐在当时是何种的恢弘大气，何种的动人心魄。这部为当时的中原汉族文化中注入了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元素的乐舞，后来成为了唐帝国宫廷的10大国乐之一。唐宫廷乐舞在唐初是4部，至唐中为10部，唐王朝覆灭时为14部，其中就有了“南诏部”。

其四，南诏奉圣乐作品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呈现

南诏奉圣乐包含了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南诏本土乐舞、唐朝宫廷乐舞这几种形态，而其创作者亦涵盖了:骠国宫廷、南诏王廷和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它的第一原创是当时中原文化真正的域外之国“骠国”。

第一作者：骠国。按照《唐书》史书原文提及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新唐书·骠国传》又记：骠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如前文所言，“南诏奉圣乐”是南诏国向唐帝国表达臣服之意的献礼，它的原创甚至不是中华文明核心区域内的国家，而是源自一个更加远离唐代疆域的古代南亚小国，骠国。

对于骠国最早的记载是骠国的前身掸人我国文献在东汉时期就有记载(见《后汉书 李贤注》·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且在记载中，这个西南边陲的政权和民族一直有向中央政权敬献乐舞和和艺人的记录，原文如下：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

在从汉朝至唐朝的时间周内，记录西南各地各民族的文献中，掸人升级为骠国的历史清晰可见，而让他们被中华文明记载最详实的正是他们在唐代随着南诏王敬献的“奉圣乐”。

之所以能确定，南诏奉圣乐原创一定是骠国，最有利的证据就是当年亲眼见过“南诏奉圣乐”演出盛况的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骠国乐”，原文如下：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贞元十七年来献之---白居易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一作举）正朔。

。。。。。。（中略）

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刍荛言。

新唐书对这个域外古国也有相关记载，在《新唐书》中甚至有专门的“骠传”，原文：《新唐书》·骠传，“骠国，就是古代的朱波，自称“突罗朱”，......婆国人叫他们为徒里拙。位于永昌南二千里，距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唐书中，对于奉圣乐的“原创作者”也清晰的记录了就是骠国，原文如下：贞元年间，骠王雍羌听说南诏附唐廷，也有内附之心，南诏王异牟寻派使者杨加明到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处献夷中歌曲，同时令骠国献乐人。.....在记载中，已经非常清晰的记录了，“南诏奉圣乐”上百人的表演主体演员，就是来自骠国。

第二作者：“南诏奉圣乐”敬献的发起人“南诏国”。

在南诏奉圣乐成型前，南诏王异牟寻之前曾向韦皋展示过南诏本土乐舞，但是长期在西南

地区任节度使，对整个西南地区民俗多有鉴赏的韦皋，是见多了南诏等地的歌舞形态，因此南诏国原创的舞蹈自然没让精通音律对艺术有着极高造诣的节度使大人耳目一新。所以南诏对乐舞进行了二次创作，在呈现细节中我们竟然看到有单列“龟兹部”、“胡部”，这明显就是二次创作留下的痕迹。例证为：天宝四年阁罗凤长男凤伽异入朝宿卫，唐玄宗时期曾经赏赐南诏胡部、龟兹乐两部并笛工、歌女，到了南诏彻底归顺唐王朝后，

第三作者：大唐节度使韦皋。

在“南诏奉圣乐”的成品创作中，在南诏王首次向韦皋展示的南诏乐舞未能引发韦皋的兴趣后，南诏王命令骠国敬献了极具异国风情的“骠国乐舞”，引发了韦皋的兴趣，但是作为唐帝国的精英政治家韦皋本身就有非常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也对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审美有着很深的了解，因此，他针对唐帝国传承于汉朝开始的宫廷乐舞制式，参照唐宫廷武则天时期创制的乐舞“圣寿乐”为模板，结合了南诏本土乐舞及骠国乐舞，于成都对“南诏奉圣乐”进行了全新组合。当时他上奏朝廷原文《中书门下奉韦皋奏南诏奉圣乐章状》：

中书门下奉韦皋奏南诏奉圣乐章状右。中书门下奏：“中使杨明义奉宣，韦皋所奏南诏奉圣乐章，嘉其远诚，昨已阅试，卿宜知悉者。”。。。。。。虽渝舞可玩，夷歌成章，两汉所书，未若今日。伏望宣付有司，编诸史册。可以说，“南诏奉圣乐”是结合了唐中期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多种艺术形态的精华之作。

可以说，“南诏奉圣乐”是结合了唐中期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多种艺术形态的精华之作。

是云南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呈现，作为一个“蛮夷”敬献的乐舞“南诏奉圣乐”对大唐帝国的宫廷乐舞亦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唐宫廷乐舞在唐初是4部，至唐中为10部，唐王朝覆灭时为14部，其中就有了“南诏部”。

其五，南诏奉圣乐敬献事件体现了高阶文明形态的吸纳和包容能力。

前文提及被来自唐朝儒家老师郑回教育成长起来的南诏国主异牟寻，对唐朝本身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且从客观角度对比起当时的吐蕃和唐帝国，哪怕当时由于安史之乱的重创让吐蕃的军事实力略强于大唐，但是基于文明的演进于国家的发展趋势，中华文明对南诏具备超强的吸引力。在军事实力上略强与唐帝国的吐蕃本质上为游牧文化，唐帝国则是更高层级的的农耕中原唐文化，从国家统治者角度，更高层及的文化能最大限度的促进国家的发展，因此贞元年间，南诏六世王异牟寻向唐王朝彻底投诚，依史料记载，异牟寻与唐朝使者会盟与点苍山，向唐王朝立誓“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之后就是发生了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正式开启成为中华文明枝干的重大历史事件，贞元十年（公元810年）南诏奉圣乐进长安。

苍山会盟假想场景

笔者2023年拍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结语：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提出过“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在薛晓明的著作《大国博弈400年》里把中国表述为东亚的旗舰文明。对于以上表述笔者高度认同，毕竟只有具备了旗舰文明的体量和能量，才能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包容力和吸收能力，能对周边影响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和文化产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被慢慢吸引和融入其中。

中华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慢慢以当时最优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先进农耕文明，用数千年传承从未断裂的具备极强包容性的文化力量，渐渐吸纳了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周边各少数民族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过程。有血腥战争带来的彻底毁灭，例如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匈奴、鲜卑、契丹等今天已经痕迹全无，更多的是各民族在贸易、战争、宗教等多领域的互补以及相互学习，逐渐成为中华文化中鲜活的枝干，例如：青藏高原的藏族，新疆内蒙区域的西域民族，百越诸族，以及本论文核心论述的南诏白族、彝族。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结尾写到“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任何一个今天我们还能看见的古代艺术存现都是值得我们珍惜和研究的，因为这些内容都是组成我们中华文明的DNA，它让我们成为了东方文明的旗舰。强大的文明并非是去毁灭弱小的存在，而是接纳、吸收、融汇为自己生长的养分。

正因为中华文明本身具有超高的生命力且从始至终对于其他文化都有着兼容并包的能力，我们今天的中国才形成了“56个民族是一家”的盛况，让我们中华民族在面临百年大变局的今天能够有底气提出“人类命运共体”这一宏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