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成立后对景泰蓝制造技艺的保护性发展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在铜坯体上用细薄的金线或铜丝掐成各种花纹，再填充珐琅釉烧制而成的特殊工艺制品，因其色彩绚丽，深受明清皇室所喜爱。关于景泰蓝的起源普遍认为始于元代，此时的中国疆土辽阔，在与阿拉伯地区频繁的商贸往来中，珐琅制品随之传入我国，中国匠人在金属工艺的基础上，整合了瓷器工艺，形成了我国独有的一种特色工艺制品，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重要见证。据说，明宣德年间这种工艺就已经非常成熟，当时还是少年的景泰就非常喜欢这种艺术形式，至景泰年间，鉴于无法从铸造工艺方面超越前代，便只能从颜色方面独辟蹊径，以蓝色作为釉料，造就了无比灿烂的视觉效果，故后人将其称为“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需经过设计、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七个环节近百道工序，有的还结合了绘画和雕刻技艺，是集冶金、铸造、绘画、窑业、雕、錾、锤等多种工艺为一体的复合性工艺过程，堪称集中国传统工艺之大成，位居“燕京八绝”之首。在传统手工艺时代，一件景泰蓝成品常常需要十几位工匠历史数月方能完成，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力与深厚底蕴。2006年5月20日，景泰蓝这项北京市地方传统手工技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制品，比如玉器、瓷器，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的，但景泰蓝却一直为皇室所独享，最初仅在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御用监和造办处设珐琅作坊，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地区的特色工艺，外地除扬州、广州等地外，鲜有制作。但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局势的起伏跌宕，原材料铜和进口珐琅的成本不断上涨，对作为奢侈品的景泰蓝的需求日益下降，相关从业人员锐减，整个行业岌岌可危。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多种政策积极保护和扶持，使这项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使命的古老技艺得以恢复和发展，摆脱了零散的小规模作坊经营模式。1950年，北京市成立了特种工艺品公司，将珐琅作坊组织起来，成立珐琅一、二、三社和公私合营企业，为景泰蓝的崛起提供了基础。1951年，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成员包括钱美华、常沙娜、孙君莲、高庄、莫宗江等人，其中钱美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同年，为了尽快复兴工艺，规范生产制作，在北京市建立了专门研究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实验厂。1956年，由多家私营珐琅厂和原皇宫造办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1958年，更名为国营北京市珐琅厂。1963年北京市珐琅厂的技术人员、老艺人和管理人员共同编制了《景泰蓝工艺操作规程》《各工序质量标准》《各级质量管理责任制》，这是600多年景泰蓝技艺史上的第一个文字标准，是引导传统手工业从经验迈向标准化生产的开端。从此，景泰蓝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批闻世之作也由此诞生。

2.作为国礼的景泰蓝

在抢救景泰蓝的同时，学者和设计人员也在积极探求创新路径。早在1951年，林徽因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名为《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的文章，对景泰蓝产品设计思路与销售、景泰蓝艺术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很快，关于景泰蓝的抢救性工作和创新性设计方案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赠送贵宾的礼品由林徽因、钱美华、常沙娜等人负责设计，最终确定的方案包括景泰蓝装饰盘、台灯、烟具，敦煌图案丝巾和花丝胸针，金漆套盒等器物。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艺品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纹样和象征和平的图像，集传统艺术与现代观念于一体，受到各国与会代表的喜爱，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扬，郭沫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期间，景泰蓝的生产根据“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不断朝着装饰和实用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创造出许多具有时代气息的产品，比如文具、名片匣、电子座钟、壁挂装饰、奖杯等。但鉴于国家经济形势，景泰蓝的生产与制作整体上属于增产增收的创汇期。因为当时传统手工艺品换汇成本低，换汇率高，以1978年秋季广交会上的景泰蓝《绣墩亭桌》为例，一套能换6辆小轿车。为了换取更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珐琅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到八十年代末，珐琅厂生产制作的景泰蓝已经销往世界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是北京出口创汇的大户，北京工美行业的引领者。但由于多是外贸公司直接订货，企业根据订单生产，此时期的景泰蓝多沿用传统造型和纹饰，鲜有创新，依然以继承为主，成就集中在恢复炉、鼎、壶、立体兽、蜡台，以及过去认为最美而又最难做的六瓣瓶、梅瓶、海棠瓶等传统产品的生产。同时还仿制了适合于景泰蓝制作的精美古代文物，如金银错工艺的豆、壶，凤头瓷扁壶壶等。新的尝试取得了良好效果，既保持了原物的古雅之风，又丰富了景泰蓝的品种，为景泰蓝生产制作迈进新的创新阶段做了技术和审美上的铺垫。

景泰蓝再次以国之重器的姿态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1997年香港回归时北京市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物《普天同庆》对瓶为分水岭，该瓶由三位珐琅巨匠米振雄、戴嘉林、钟连盛联手设计，单体高1.8米，尺寸之大史无前例，且造型端庄典雅，厚重沉稳，纹饰丰富，寓意吉祥，标志着景泰蓝生产制作步入一个新的时代。此后，工艺精美、造型别致、色泽鲜明、通体满布祥瑞的景泰蓝常常以具有纪念价值的礼物出现在我国政治外交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为建构人类共同体做出重大贡献的见证。以2008年中国政府赠予国际奥委会的礼物《奥运大瓶》对瓶为例，瓶身上有8个开光，分别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改革开放”“世界和平”“普天同庆”“人文奥运”“中华圆梦”“绿色奥运”，将盛世中国的形象传遍世界。

作为国礼的景泰蓝设计不仅紧扣时代脉搏、记录着中国的崛起，还始终在国际化与民族传统间保持着平衡，可以说，每一件景泰蓝国礼都在以中国传统文化宣讲着对世界和平、各国友好往来的期盼。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赠送给各国领导人的礼物是景泰蓝《四海升平赏瓶》，瓶身满布勾连在一起的蓝色莲花，象征着各国间的紧密联系，金色水波纹环抱着瓶腹的四个开光，取“四海”之意，也象征着环太平洋，“瓶”通“平”，整体即“四海升平”。2015年，联合国举行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中国赠送了一件巨型景泰蓝《和平尊》，以喜庆的中国红为主色调，顶部镀金龙饰象征守望和平，两侧镀金象首与凤鸟耳饰寓意天下太平，人民安康。和平尊以中国古代青铜器尊为原型，保留了青铜器上的流行纹样饕餮纹，并结合了展翅高飞的七只和平鸽，以示对联合国为世界和平奋斗70年的敬重。2017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赠送了《盛世欢歌》景泰蓝大瓶，此瓶主体为孔雀、牡丹、玉兰、和平鸽等象征前程似锦、繁荣昌盛、友谊长存、和平共处的图案构成，辅以回形纹、如意纹、宝相花纹、寿字纹、对龙、对凤等图案，共计数十种吉祥纹饰，既富有中国文化底蕴，又承载着诸多美好寓意。

3.缠枝莲纹再设计

景泰蓝的历史、工艺、纹饰景泰蓝所涉及纹饰数量繁多，其一是因为明清为中国吉祥纹样之集大成阶段，其二是因为景泰蓝的胚体和掐丝均为可塑性较强的红铜，易于制作精细的图案。因此，我们可以在景泰蓝艺术品中一睹中国传统纹样之风采。

在众多景泰蓝装饰中，缠枝纹显得尤为突出。缠枝纹以植物的枝杆或蔓藤作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循环往复，变化无穷。缠枝纹的原型为常青藤、紫藤、金银花、葡萄等藤蔓植物，这些植物多具有延年益寿的药用价值，且形态蜿蜒多姿，生动优美，富有动感，有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美好寓意，深受人们喜爱。在缠枝纹上再配以富有吉祥含义的花卉水果就形成了缠枝莲纹、缠枝牡丹、缠枝石榴等纹样，这些纹样所象征的长寿、富贵、多子嗣等寓意结合缠枝的绵延不断便起到了美好加倍的效果。

中国人对莲情有独钟，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也比较集中。但无论是先秦的青铜器、宋元的瓷器，还是历代的绘画艺术，莲花的造型虽千姿百态，却都以素雅之特性呈现在世人面前，青花、水墨，最艳丽的不过是设色的写实莲花。景泰蓝中的缠枝莲以珐琅的高饱和度实现了莲花对自身属性的超越，使世人看到了一朵朵璀璨的如繁星般耀眼的莲花。

随着景泰蓝生产的量化，消费者对景泰蓝工艺品及文化创意设计的需求量增加，景泰蓝主题文创产品的种类也日益丰富起来，不再是仅为普遍消费者所仰望的“国礼”。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涌现出了一批以景泰蓝制作为主的非遗企业和传承人。他们通过创新设计、拓展应用领域等方式，不断推动景泰蓝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然而，景泰蓝在当代设计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制作技艺复杂、成本高，难以大规模生产，产品以满足收藏、拍卖等高端市场为主，限制了其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传播。因此，本项目尝试提取景泰蓝艺术品中典型纹样——缠枝莲纹，以视觉传达设计为依托，对其进行再设计与应用研究。因此，我们尝试以景泰蓝缠枝纹的再设计与应用为切入点，一是截取核心图形，使用最基本的对称、旋转等图形排布方式简化传统缠枝纹复杂的视觉效果；二是在保留景泰蓝缠枝纹丰富的用色的同时，降低色彩的饱和度，以适应当代消费者的审美习惯；三是以动态效果演示缠枝纹的呈现方式，给观者提供绵延而不杂乱的心理感受；四是选择笔记本、书签等学生群体使用率较高的产品，力求引在青年群体的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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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勇.略论明成化-正德时期掐丝珐琅器的纹饰特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10)：100-108+111

6. 廖晓霞.中国花卉纹样的西来因素——以西番莲纹为例[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3，2(10)：155-157

*此文章的发表得到北方工业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