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司城青花瓷介绍

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曾是彭氏土司政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核心所在。从1995年至2013年，历经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文物，诸如青花瓷、动物骨骼、建筑构件、金银器、铁器、铜器、玉器、墓志铭以及钱币等等，品类丰富，具备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老司城遗址发掘出的青花瓷大多为日常用品，其中碗和盘的出土数量最多，其次是杯，此外还有少量的碟、钵、罐、执壶、梅瓶、花觚、长方形碟、油灯以及盒等。这些青花瓷的纹饰主题丰富多彩，包含植物类、动物类、人物类、自然类和文字类等。在款识方面，有纪年款、吉语款、堂名款、花押款、定烧款等。纪年款有“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天启元年”等；吉语款如“万福攸同”“长命富贵”等；堂名款像“白玉斋”“太号”等；花押款包含各种符号与图案，比如窗格款、鼎、双鱼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带有“宣慰使司佳器”“永顺司置”“永顺佳器”和“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识的青花瓷。这些定制烧造的青花瓷不但形制规整，胎体洁白且细腻，青花发色纯正，绘画技法精湛，而且质量显著优于其他同时出土的青花瓷。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下文将进一步介绍和分析。

二  老司城定烧青花瓷概览

定烧瓷指的是由个人或者机构专门定制烧造而成的瓷器。通常而言，这些个人或者机构多为皇家宗室、达官显贵、豪商巨贾、社会名流或者官府。

老司城遗址出土的明代定烧青花瓷共有四款，分别为“宣慰使司佳器”“永顺司置”“永顺佳器”和“都督府役徐沅斌贡”。前三款与职官和地名相关连，可能为永顺土司的专属定制烧造，另一款则是治下官员为土司特别定烧的产品。以下是各款青花瓷的详细介绍。

（一）“宣慰使司佳器”款

1.基本情况

目前，出土的“宣慰使司佳器”款青花瓷标本共计3件。

碗  标本G10东②∶60（图一，1），撇口，弧腹，圈足。外壁主题纹饰绘制行龙并衬以火珠和流云纹，内底饰双圈正面龙纹。外底双圈书“宣慰使司佳器”款识。此碗胎体洁白细腻，底足无粘砂，修足精细，表面施以卵白釉，青花色泽蓝中泛紫，发色艳丽纯正。

碗底  标本G10东②∶177（图一，2），内底饰双圈正面五爪龙纹并衬以火珠和流云纹。外底双圈书“宣慰使司佳器”款识。此碗底胎体洁白细腻，底足无粘砂，修足精细，表面施以卵白釉，青花色泽蓝中泛紫，发色艳丽纯正。

碗底  标本G10南①:110（图一，3），外底双圈书“宣慰使司佳器”款识。胎体洁白细腻，底足无粘砂，修足精细，除外底施以卵白釉外,其余部分均施黄釉。

2.时代特征

在江西南城县朱厚烨夫妇合葬墓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纹饰。墓中出土的团龙纹盘，内底双圈绘正面五爪团龙纹，衬以流云纹；外壁绘有两条对称同向的五爪行龙戏珠纹，上下衬以流云纹；外底双圈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1]。张亚旭在《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纹样研究》一文中，收录了一款明万历青花龙纹碗^[2]，此碗外壁的龙纹以及附属的火珠纹和流云纹，与老司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碗（G10 东②∶60）的纹饰相近。另外，张科指出，老司城遗址出土的G10东：177碗底，其外底书有“宣慰使司佳器”，内底绘正面龙纹，周身衬以云纹和火珠，类似者多见于嘉靖至万历两朝。^[3]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带有“宣慰使司佳器”款识的瓷器很有可能是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的产物。

3.纹饰寓意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龙作为图腾，是众多动物的结合体，汇聚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于一体。同时，龙也是皇权的象征。在“宣慰使司佳器”款青花瓷上，龙的形象被精心绘制，其寓意深远而丰富。

（二）“永顺司置”款

1.基本情况

共出土9件，均为碗。胎体洁白，质地紧密，部分修足不甚精细，或有粘砂、跳刀痕、棕眼或开裂现象，表面施以卵白釉。青花色泽蓝中泛紫，纯正艳丽。

碗  标本G10东②:110（图一，4），撇口，弧腹，圈足。外壁绘一只鸟立于树枝之上。内底双圈内绘折枝牡丹，内壁绘一圈缠枝牡丹，近口沿两道弦纹，外底双圈书“永顺司置”款识。

碗  标本G10东②:77（图一，5），撇口，弧腹，圈足。外壁绘鸟及树枝。内底双圈内绘折枝牡丹，内壁绘一圈缠枝牡丹，近口沿两道弦纹，外底双圈书“永顺司置”款识。

2.时代特征

“永顺司置”款青花瓷内底双圈内绘折枝牡丹，内壁绘一周缠枝牡丹图案。与此类似，明万历时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盘^[4]的内底也同样以折枝牡丹为主题，内壁则装饰着连续的缠枝牡丹纹。这两者在纹饰内容和风格上展现出了极高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带有“永顺司置”款识瓷器很可能是万历时期的产物。

3.纹饰寓意

牡丹为繁荣与富贵的象征，它寓意着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安康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永顺土司将牡丹纹融入青花瓷的创作中，不仅展现了他的审美品味，更是他及其治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永顺佳器”款

1.基本情况

目前共出土7件，均为碗底。根据内底纹饰的不同，可分二式。

Ⅰ式共计4件，标本G10东②:224（图一，6），其内底是单圈高士山水图案，高士独坐江边，发髻高束。而外底则是双圈“永顺佳器”款识。

Ⅱ式共计3件，标本G10东②:133（图一，7），其内底绘有团螭纹，外底同样为双圈“永顺佳器”款识。

2.时代特征

Ⅰ式瓷器内底单圈高士山水图案，发髻高束。与此相似的是，《明清瓷器纹饰鉴定》一书中的万历青花瓷高士图碗残片^[5]，其人物坐姿及高束的发髻与此图案中的人物形象颇为相似。

而在Ⅱ式瓷器中，团螭纹的设计更是具有代表性。在观音阁窑址的青花瓷碗YT03④:1^[6]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纹饰。此外，《山东青岛市博物馆藏沉船出水青花瓷器及相关问题》一文也记录了两件明嘉万历时期的青花螭龙碗（编号30783、30784）^[7]，其内底所绘的团螭纹与上述瓷器极为相似。

3.纹饰寓意

团螭为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象征力量与智慧。在青花瓷上，团螭纹不仅装饰美观，更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高士图以古代品德高尚之士的言行与生活状态为创作题材。在明朝后期，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复杂性使得许多士人开始对传统政治感到失望。他们将情感寄托于书画创作中，用画笔描绘出对高尚情操的坚守和对清雅生活的向往。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士图成为了他们情感寄托的最佳选择，而“永顺佳器”款识则见证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变迁。

（四）“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

目前共出土12件器物，包括11件碗和1件钵。

1. 碗

根据内底纹饰的不同，碗可分为二式。

Ⅰ式共计9件。标本G10东②:102（图一，8），内底绘有一南极老人坐于寿字上，近口沿处留存有“圣寿无”三字，而标本G10东②:81则存有“寿无疆”三字，其外壁绘有双龙戏珠，外底双圈书写“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识。

Ⅱ式共计2件。标本G10南①:139（图一，9），内底绘有南极老人乘鹤图，包括两道弦纹、南极老人手持如意的形象。外壁底部可见海水纹，外底双圈书“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识。碗底胎体洁白且质地紧密，表面施以卵白釉，青花色泽艳丽纯正。

2. 钵

标本G10东②:189（图一，10），直口、弧腹、圈足，外壁绘有龙纹，龙身卷曲，呈现五爪“风车”状和如意云纹，口沿和底部饰有两道弦纹。内底弦纹内绘有仙鹤和如意云纹，内壁如意云纹中留存有“祝”“恩”“主”三字，字下绘有如意云和仙鹤。外底双框内书“都督府役徐沅斌贡”。该器物的胎体洁白且质地紧密，底部带有火石红，表面施以鸭蛋青釉。青花色泽蓝中泛紫，纯正艳丽。

另外还出土了两件钵的口沿残片。其中一件外壁留存龙头部分，内壁如意云纹中写有“圣”字，下绘仙鹤；另一件外壁保存龙身和火珠纹，内壁如意云纹中书“疆”字，下绘如意纹。这两块残片的青花色泽蓝中泛紫，同样纯正艳丽。其胎体也呈现洁白且质地紧密的特点，表面施以鸭蛋青釉。

根据钵及钵残片文字装饰内容，推测可能为“祝恩主圣寿无疆”七字。

3.时代特征

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识的碗和钵，其外壁绘制龙纹，龙身卷曲，爪似“风车”之状，与明万历青花龙凤纹浅碗^[8]中的龙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而碗Ⅱ式，其内底所绘南极老人乘鹤图，与《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中万历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碗内底所绘南极老人乘鹤图^[9]，以及《成都市红牌楼明蜀太监墓群发掘简报》中墓葬M8前室南侧壁人物彩画中的南极老人乘鹤图^[10]的图案存在相似之处。张科认为，“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识，内底南极老人配“寿”纹饰或南极老人乘鹤图案的年代应为嘉靖至万历。^[11]尤为值得一提的是，M8买地券纪年为明万历三十一年，这为我们确定碗Ⅱ式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此外，“都督”这一称谓，源自三国时期的军事首领，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为地方乃至中央的军事统领。明朝时期，都督地位显赫，位列正一品。据《历代稽勋录》^[12]记载，万历四十八年，土司彭元锦因其卓越功勋，被皇帝亲封为都督，并赠予荣禄大夫和上柱国的尊荣，其妻子汪氏亦被授予诰命夫人的封号。

结合文献及器物的时代特征，可以推测“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识的青花瓷应是由徐沅斌为土司彭元锦在其寿辰时特别定烧的。

总的来看，在上述定烧款青花瓷中，以“宣慰使司佳器”质量最优者。宣慰使司在土司职官体系中地位崇高，官阶显赫，为从三品。为了凸显土司的尊贵地位，“宣慰使司佳器”的瓷器制作精良，以龙纹为主题，绘画精细、发色纯正、釉面光亮，底款工整，部分施以黄釉，体现了工匠们精益求精的态度。

相比之下，其他三款瓷器则更加贴近世俗生活。“永顺司置”款瓷器以牡丹为主题纹饰，寓意着富贵与繁荣；“都督府役徐沅斌贡”款瓷器中的南极老人及仙鹤图案，则寄托了人们对吉祥与长寿的美好期盼。而“永顺佳器”则采用了高士山水图，展现出一种超脱世俗的隐逸之情。这些瓷器虽然同样精美，但在细节处理与主题表达上，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世俗情怀，与“宣慰使司佳器”的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老司城定烧青花瓷相关问题探讨

（一）定烧青花瓷所反映的晚明用瓷“僭礼坏乐”之现象

明代瓷器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然而，这些精美的瓷器并非能够随意使用，而是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瓷器作为器用之物，被纳入到明王朝的礼制范畴中，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其使用瓷器的形制、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性，瓷器的外在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社会阶层属性，特别是在明早期至嘉靖朝这段时间。

在宫廷之中，瓷器的使用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皇帝、皇后以及皇室成员所使用的瓷器，在形状、纹饰、色彩等方面，都与普通官员和百姓所使用的有所不同。譬如，皇帝专属的瓷器往往饰有象征皇权的龙纹，其制作工艺精湛，用料上乘。皇后的瓷器或许多以凤纹装饰，以此突显其尊贵地位。

官窑瓷器作为明代瓷器中的精品，其生产和分配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官窑生产的瓷器，一部分供皇室使用，另一部分则作为赏赐赐予功臣、贵族以及外国使节。这些作为赏赐的瓷器，不仅是一种物质奖励，更是一种荣誉象征，彰显了受赏者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功绩。

在民间，普通百姓对于瓷器的使用限制更为严格。例如，某些特定的青料颜色严禁民间使用，以免触犯律法。据《明英宗实录》161卷所载，明朝政府曾明文规定，严禁江西饶州府擅自烧制黄、紫，青等特定色彩的瓷器。为确保禁令得以严格执行，命令都察院张贴告示，对敢于挑战禁令者，一经查实，首要罪犯将遭受残酷的凌迟之刑，其家产将被充公，家中的男性成员还将被发配至边疆卫所从事军事劳役，而对于那些知而不告者将受到连坐之罚。

张科指出，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情况在嘉靖朝之前均符合礼仪制度，且不存在超越级别的特赏。然而，嘉靖朝之后，出现了违背禁限的现象，尤以私自定烧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毫无顾忌地将个人信息如身份、姓名等书写于瓷器之上，这种行为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违禁僭越行为，可视为晚明时期“僭礼坏乐”社会风气的体现。^[13]

在老司城定烧的青花瓷器里，我们发现了黄釉瓷器和五爪龙纹瓷器，这与张科有关明代五爪龙纹瓷使用情况的论述相符。为晚明用瓷“僭礼坏乐”提供了很好的实物依据。

（二）定烧青花瓷：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织

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渐衰微，永顺土司政权却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土司彭世麒等凭借与中央王朝的紧密纽带，不仅赢得了崇高的政治地位，更在经济上积累了雄厚的实力。这一时期，彭氏土司家族的代表人物如彭明辅、彭翼南、彭元锦等，通过军事功勋和献上珍贵木材，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赏赐，官职不断晋升，家族荣耀达到顶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永顺土司开始定烧青花瓷，这些瓷器工艺精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大约产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这些瓷器，正是在彭世麒、彭明辅、彭宗舜、彭翼南、彭永年、彭元锦这六位土司的统治时期，见证了永顺土司政治地位的崛起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瓷器底部书有“宣慰使司”“永顺司”“永顺”等官名和地名，无疑展示了永顺土司的权威与地位。

这些定烧青花瓷的纹饰丰富多彩，龙纹、团螭纹、鹤纹、南极老人、高士图、牡丹纹等，源自中原地区的纹饰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主要体现功名利禄、吉祥如意和宗教信仰。而土家族的传统纹饰如寓意消灾纳吉、祈子求昌、兴旺种族的“四十八沟”，体现对生活的热爱和自然的敬畏，寄托土家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九朵梅”“阳雀花”以及寓意吉祥幸福的“八瓣花”等并未出现在这些青花瓷上，这反映了永顺土司在吸收和融合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对自身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这些瓷器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定烧瓷的需求，更展现了土司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雄厚实力。它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永顺土司政治、经济和文化交织的历史见证。通过这些定烧款青花瓷，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家族的荣辱。

（三）宫殿区南部建筑群功能的推测

老司城遗址中的排水沟G10出土了大量青花瓷，且上述定烧款青花瓷均出自这一遗迹单位。该遗迹位于宫殿区的南部边缘，与衙署区紧密相连。20世纪70年代，宫殿区开展了大规模的造田活动，由此推测G10中出土的青花瓷或许源自上方的平台，而且 G10还出土了众多的青花瓷以及生活陶器。基于此，我们推断这一区域极有可能是永顺土司的“御善房”，这一发现为老司城遗址的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元素。

四  结语

本文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发掘出土的明代定烧青花瓷进行了研究，展现了土司对中原文化的审美追求和深度认同，同时也表明永顺土司在积极吸纳并融合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对土家族自身文化的坚定坚守和传承。此外，老司城定烧瓷中五爪龙纹及黄色釉的使用，为晚明用瓷“僭礼坏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有利于加深对这一时期定烧瓷产业的了解。对生活器物出土位置的分析，为老司城遗址的功能分区给予了有力支撑。

这些明代定烧瓷并非以商品形式烧制。由于是私人定烧，此类瓷器通常蕴含着定烧者个人的主观意向和审美喜好，其质量与艺术性远超普通瓷器。定烧器的定制者大多为皇家宗室、达官显贵、豪商巨贾、社会名流或者官府。老司城遗址出土的明代定烧款瓷器，质量高于其他青花瓷，不但展现了永顺土司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还包含着特定的历史事件。由此可知，这类瓷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不单单是艺术珍品，更是历史的见证。

图一 定烧款青花瓷

注释：

[1]彭明瀚：《江西纪年墓出土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1期·总第129期。

[2]张亚旭：《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纹样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5月，图7-1-34。

[3][11][13]张科：《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总第264期。

[4]铁源：《明清瓷器纹饰鉴定》（荷莲牡丹卷），华龄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173页图60。

[5]铁源：《明清瓷器纹饰鉴定》（人物纹饰卷），华龄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97页图53。

[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物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7]许哲：《山东青岛市博物馆藏沉船出水青花瓷器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21.3。

[8]张北霞：《万历官府瓷器研究》，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图3-1-4。

[9]陈冲：《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超星·期刊》，考古与文物2017 年第2期,图一七。

[1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红牌楼明蜀太监墓群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图九。

[12]《历代稽勋录笺正》明刘继先撰，游俊笺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