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力的多维表现：从文本到结构的编纂困境

档案编纂中“可读性”与“真实性”的张力贯穿文本校勘、结构重组、注释解读等环节，形成多维编纂困境。文本校勘时，清代“弍”“叄”等异体字的规范转换、民国档案缺漏的逻辑补正及古籍标点添加，虽提升可读性，却可能掩盖历史书写特征。如将“弍千两” 改为 “贰千两”，会抹除清代用字习惯；对抗战档案缺失段落的推测补写，可能偏离真实语境；标点添加更可能改变语义，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差异引发不同政治哲学阐释。结构重组中，按主题等重新分类档案，虽便于检索，却割裂档案间隐性关联。原始排列中收文日期、承办部门等 “原生态” 序列蕴含的系统性关联及物理排列、折页粘连等“副文本”信息，可能因重组永久灭失。注释与解读环节，对“实业救国”的单一视角解读、人物事件 “保守”“进步”等价值判断及 “市舶司”类比“海关”的跨时代类比，虽助于理解，却可能介入主观诠释、影响历史认知或模糊制度本质差异，背离“客观中立”伦理，导致历史阐释片面化。

2张力的根源剖析：理论、需求与技术的三重博弈

张力源于三重博弈：档案学理论层面，“来源原则”要求维护档案原始联系以保证据完整性，“可及性原则”需档案以友好形式呈现，二者在跨全宗整合等实践中难以调和，且“证据价值”与“情报价值”存在原生态特征保留与信息提炼转化的矛盾；用户需求层面，专业研究者侧重学术严谨性需原始档案，普通公众期待通俗叙事，导致学术型与大众型编纂目标分裂、价值取向难兼容；技术迭代层面，OCR误识、AI补全等可能导致信息失真，数据可视化过滤细节，区块链存证与隐私保护存在冲突，技术应用带来新伦理问题^[1]。

2协调路径：在张力中构建动态平衡机制

2.1确立“最小干预”编纂伦理，坚守真实性底线

编纂需遵循“必要性原则”，仅对影响基本理解的障碍进行最低限度干预。在文本校勘中实行“留痕制度”，对修改内容以脚注说明依据，如《明清档案汇编》对 “弍” 字保留原文并注 “通‘贰’”，既保障可读性，又留存历史用字特征；对于结构重组，推行 “原始序列卷 + 主题分类卷” 双轨制 —— 原始序列卷按档案物理顺序影印出版，附详细卷内目录，满足专业研究需求；主题分类卷则按逻辑重组，辅以背景综述，面向大众读者，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编纂模式^[2]。

2.2构建透明化编纂体系，实现过程可追溯

透明化编纂体系以“全流程记录”为核心，通过元数据标准化、争议公开化与操作留痕化，确保档案编纂的规范性与可验证性。建立覆盖 “档案来源—加工过程—版本演变”的立体化元数据体系，详细记录档案的原始出处、数字化处理参数、校勘者资质、注释文献来源等信息，形成可追溯的 “数字档案基因链”。对于争议性处理，实行“双盲论证+公开存档”机制：如在处理某明代契约档案缺漏段落时，邀请3位不同领域专家独立提出补正方案，将各方案的论证逻辑、文献依据及分歧点整理为《争议处理备忘录》，置于附录或数据库 “学术讨论”模块。《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实践具有典型性，其对残卷补写部分采用仿宋字体区分原文，并附校勘组与考古学家的辩论记录，清晰展现“推测—质疑—考证”的学术过程。同时，建立动态更新的 “编纂日志” 制度，以时间轴形式记录每次修改的时间戳、操作人、修改内容及审批意见，如 “2023年10月15日，校勘员张三对‘弍’字添加注释，经档案专家李四审核通过”，使编纂过程从“黑箱操作”转向“阳光作业”。

2.3技术赋能分层管理，提升真实性保障能力

利用多模态技术保存档案原始特征，如3D扫描记录纸张纹理、折叠痕迹，VR 技术还原档案查阅场景，使读者在获取编纂文本的同时可直观查看原始档案原貌；引入区块链存证技术，对编纂过程中的关键操作进行哈希值上链，确保文本修改的不可篡改性；开发 AI 辅助编纂系统，自动识别档案中的异体字、方言词汇并生成标准化转录建议，同时保留原始图像层，实现“机器辅助加工—人工审核确认” 的双重校验机制^[3]。

2.4实施分众化编纂策略，匹配多元需求

根据用户层次制定差异化编纂方案：对专业研究者，提供影印版档案及详注本，保留全部异文、版式说明及校勘记录，如《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模式；对高校师生及中级研究者，推出专题史料汇编，关键数据标注来源、争议点附简要注释，满足研究型知识整合需求；对普通公众，开发图文读本、融媒体产品（如档案纪录片、互动小程序），核心事实基于原始档案，艺术化处理部分明确标注“演绎”字样，如浙江“浙里有家谱”小程序的设计逻辑。通过分层供给，在不同维度上实现可读性与真实性的动态平衡。

结语

档案编纂中“可读性”与“真实性”的张力，本质是档案作为“历史见证”与“现实资源”双重属性的外在投射。这种张力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推动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内在动力。未来，随着技术与伦理的发展，二者平衡将从二元对立转向协同进化，在技术、理论、实践层面呈现新形态；档案编纂者需搭建历史与现实的 “透明桥梁”，在张力中保持平衡，让档案兼具研究与利用价值，为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提供参照。

参考文献

[1]隆燕. 新时期档案为编修志书提供服务的重要作用和意义[J]. 新疆地方志,2019(1):23-24.

[2]. 董中印. 元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实践和理念管窥[J]. 合肥大学学报,2025,42(1):104-111.

[3]. 曹楠. 文史档案融入地方志编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山西档案,2024(10):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