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因库，其存续密码深植于动态传承的实践土壤之中。截至2025年，我国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5项（广东）、省级816项，形成金字塔形保护体系。然而，传统保护模式面临传承人老龄化、文化空间萎缩、年轻群体参与度低等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活态传承”原则，但实践中仍存在非遗与群众生活脱节、传播形式单一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保护与群众文化活动结合的现实困境

（一）传承主体的代际断裂与身份重构困境

传统非遗传承依赖“师徒相授”“家族世袭”的密闭体系，而群众文化活动强调开放性参与，二者形成天然张力。浙江木船制作技艺传承人葛三毛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其家族传承谱系可追溯至清代，但当前50岁以下学徒仅2人，且均非家族成员。年轻人普遍认为“学习周期长达8年，初期月收入不足3000元，远不及工业流水线工作”。这种经济理性与技艺传承的时间成本产生冲突，导致群众文化活动中虽有大量体验者，却难以转化为稳定的传承力量。

（二）文化空间的功能异化与场景消解

非遗的生命力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场景，如苗族银饰与婚丧仪式的关联、古琴艺术与文人雅集的共生。但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这些场景常被抽离简化。广东英歌的嬗变尤为典型：这项源自驱邪祭祀的民俗活动，在旅游开发中逐渐蜕变为“黄金周表演项目”，舞者的动作幅度、脸谱图案都根据游客喜好调整，原本蕴含的宗族凝聚功能几乎丧失。当地文化干部坦言：“现在英歌队更像商业演出团体，村民婚丧时请他们表演，纯粹是为了‘撑场面’。”

（三）传播模式的单向输出与参与壁垒

当前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非遗传播，仍以“展览式”“表演式”为主，缺乏真正的参与性设计。杭州始版桥社区的“非遗开放日”数据显示，尽管90%的居民表示“对非遗有兴趣”，但实际参与过技艺研习的不足15%。关键症结在于传播者的“精英心态”：多数传承人习惯以“老师”身份单向传授，而非构建平等的对话关系。大同缠花传承人王淑琴曾抱怨：“教社区大妈做缠花，她们总问‘这个能卖多少钱’，根本不理解其中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认知的错位，源于传播中缺乏对非遗当代意义的转化阐释。

（四）协同机制的碎片化与资源错配

政府、社区、市场在非遗与群众文化结合中的角色定位模糊，导致资源内耗严重。浙江某县的“非遗进社区”工程中，文旅局、民政局、教育局分别推出各自的活动方案，社区被迫重复填报表格、迎接检查，最终能常态化开展的项目不足30%。这种“多头管理”造成群众文化活动沦为“政绩工程”，如某社区为应付考核，临时组织居民拍摄非遗体验视频，活动结束后再无下文。

二、群众文化活动赋能非遗传承的实践路径

（一）空间再造：构建“物理+数字”双栖传承场域

物理空间的活化需打破“博物馆式”隔离，嵌入社区日常生活场景。楚雄鹿城街道的创新实践颇具启发：将21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老年活动室改造为“非遗传习角”，在菜市场旁设置“刺绣快闪摊位”，甚至在公交车站绘制左脚舞图谱。这种“见缝插针”的布局使居民日均接触非遗的频次提升3.2次，参与门槛从“专程前往”降为“顺手参与”。华亭文化街社区则探索“非遗+社区微更新”模式，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保留传统戏台结构，将墙面改造为曲子戏脸谱彩绘墙，使物理空间本身成为“会说话的传承人”。

（二）活动创新：设计分层分类的参与式传承体系

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差异，需构建阶梯式活动矩阵。华亭文化街社区的“非遗三阶课程”颇具代表性：面向3-12岁儿童的“非遗启蒙课”（如用橡皮泥捏制曲子戏脸谱），面向13-25岁青少年的“非遗跨界工作坊”，面向26岁以上成人的“非遗生活美学课”。这种分层设计使社区非遗活动的参与率从28%提升至71%。

节庆活动作为群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可成为非遗集中展示的窗口。陕西神木将非遗元素植入传统庙会，打造“非遗大集”品牌：正月十五的“剪纸灯笼巡游”吸引2000余名亲子家庭参与，端午的“香囊设计大赛”收到青少年作品300余件，中秋的“陕北民歌赛歌会”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50万。更具创新性的是“非遗节气课”，如清明教青少年用柳树枝编辟邪挂件，霜降组织居民学习腌菜古法，使非遗传承与自然时序形成深度联结。

（三）传播革新：构建“双向对话”的现代传承话语

突破单向输出模式，需建立传承人、群众、专家的三方对话机制。杭州始版桥社区的“非遗议事会”每月举办一次，由文化特派员主持，传承人阐述技艺规范，居民提出改良建议，专家进行专业把关。如针对年轻学员提出的“越剧唱词太晦涩”问题，经过三轮讨论，最终形成“保留核心唱腔、简化白话唱词”的折中方案，既维护了非遗本真性，又降低了参与门槛。

（四）产业融合：打造“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链条

非遗与群众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合，需要经济价值的反哺。楚雄彝绣的“社区工坊”模式值得借鉴：以社区为单位设立刺绣工坊，绣娘既参与日常教学活动（每人每月需完成4次社区授课），又可接收电商订单。社区统一对接设计公司开发时尚款式，通过“拼多多”“抖音电商”等平台销售，绣娘年均收入从8000元增至3.6万元。这种“教学+生产”的双重角色，使群众文化活动中的参与者同时成为生产者，形成良性循环。

（五）机制保障：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

破解资源碎片化困境，需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浙江推行的“非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整合了文旅、教育、民政等12个部门的资源：文旅局负责传承人培训，教育局将非遗课纳入社区学校课程，民政局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增设非遗体验项目。杭州某社区通过该机制，一次性获得场地改造资金15万元、专业师资8名，使非遗活动从“游击战”变为“常态化”。

结语

非遗传承保护与群众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合，本质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通过“空间重构—活动创新—机制协同”的三维策略，楚雄、华亭等地的实践证明，非遗不仅可以在现代社会中“活下去”，更能“活得好”。未来需进一步强化社区主体地位，利用数字技术拓展传播边界，构建“政府—社区—群众”的命运共同体，让非遗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指尖上的乡愁”与“生活中的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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