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71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The Great Wall’s courier station network served as the backbone of China’s ancie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with its functional evolution deeply reflecting shifts in military strategy,economic patterns,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ocusing on the Ming‑period courier stations of Xuanfu Town,this study integrates classical texts,historical cartography,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 trace the stations’development from their Qin‑era origins through their Qing‑era decline.The analysis reveals a three‑stag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from“military stronghold”to“economic hub”to“administrative node”—and demonstrates how cartographic convention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mutually corroborate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s.Ultimately,the system’s demise is attributed to the confluence of advancing military technology,outdated economic models,and diminish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Keywords:Xuanfu Town;Great Wall courier stations;functional evolution;cartographic analysis;architectural heritage

1.引言

长城驿站体系是中国古代边疆防御与交通网络的核心构成，其功能演变深刻反映了军事、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关系。长城驿站体系作为中国古代边疆防御与交通网络的制度性建构的组成部分，其功能演变体现了军事战略、区域经济与技术革新的互动关系。自秦代“直道传舍”至明代“九边重镇”，驿站制度始终是维系中央集权与边疆稳定的重要纽带。作为明代九边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宣府镇地处燕山与太行山交汇处，扼守京师与蒙古草原的咽喉要道，其驿站网络在军事防御、信息传递与商贸流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代宣府镇驿站以其“依山嵌驿、因路筑网”的空间构建逻辑，成为研究边疆防御体系与区域社会互动的典型案例。《明会典》《九边图》《宣府镇志》等文献记载表明，驿站功能经历了从“军事据点”向“经济枢纽”的转型，其空间形态的调整直接关联边疆政策的演变。

当前的研究虽已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驿站制度的政治、军事属性，但从建筑学视角出发，系统解析驿站建筑形态、功能分区及其与长城防御网络协同机制的文献仍显不足。本文基于多源史料、历史舆图及考古遗址数据，采用‘时间—空间—功能’三维动力学分析框架，将研究期限划分为明初（1368–1433）、明中（1433–1572）和明末至清中后期（1572–18世纪中叶）三个阶段。通过构建‘文献—图像—遗址’三重证据链，系统揭示驿站在各阶段的驱动因素及演变规律，并结合阶段性空间分析与建筑考古，实现对驿站功能转型的动态追踪与机制阐释。

2.驿站的起源与发展

2.1秦至元：驿站体系的初创与演进

中国古代驿站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秦代。据《睡虎地秦简·行书律》简179载：“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毕），勿敢留。”可见秦代已建立紧急文书传递制度。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制三十里一传”，表明驿站间距为三十里（约17公里）。陕西淳化秦直道遗址考古发现夯土建筑基址（《考古与文物》2017年），推测为“传舍”遗存，但未见简牍直接佐证。汉代承秦制，驿站功能进一步扩展，《汉书·赵充国传》载“屯田寓兵于农”，《后汉书·西域传》记“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显示驿站与屯田制度的协同。

至唐代，驿站制度趋于成熟。《唐六典》卷五明确规定：“凡三十里一驿”，形成标准化布局。《新唐书·百官志》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1顷=100亩），《通典·食货二》补充：“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处，匹别各减五亩。”可见驿田制度以马匹数量为配给基准，非固定“每驿200亩”。考古研究表明，悬泉置实为汉代驿站（西汉-魏晋），属敦煌郡效谷县辖（《汉书·地理志》），其夯土城墙（基宽3.2米）与瞭望塔（高8米）为汉代边防设施特征，唐代驿站普遍无此类防御工事。

a悬泉置遗址航拍图     b悬泉置遗址平面图

图1 敦煌悬泉置遗址

（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391/202302/1161310.shtml）

元代驿站体系在蒙古帝国扩张背景下迎来重大变革。《经世大典·站赤》载“各道设站，相去约二十里至三十里”，《马可·波罗游记》第26章亦记“每隔25或30英里（约20-24里）设一站赤”，表明驿站间距为20-30里（约12-18公里）。建筑学视角下，驿站空间布局呈现功能复合特征，《析津志辑佚·站赤》载“诸站皆设厅、厩、仓、廨，四围廊屋以居驿卒”，《至正四明续志》卷三详述庆元路驿站“站屋三十楹，中为厅事，旁列厩窖”，核心建筑采用砖石拱券结构（跨度4-6米），其厚墙（1.5米）与窄窗设计兼具驼队驻留与防御需求，但此类形制仅见于大都（今北京）等核心区域驿站，边疆驿站仍以木构建筑为主。

2.2明至清末长城驿站功能的演变与衰退

2.1.1明初军事主导期（1368-1433）：边境防御体系的形成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全国驿传制度，将驿站设置间隔定为六十里一处，构建起初步的线性防御与通信网络。永乐年间，中央在沿边驿传线上增设急递铺和递运所，以提高军需物资与公文传递效率。边镇驿站的建筑多包括箭楼、兵房和武器库等军事设施，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以满足驻军和储备需要。（图2）军事驿站（军驿）主要包含箭楼、营房与武器库等设施，夯土围墙外包青砖或抹石灰膏，既满足防御需求，又兼顾施工简易性。

图2 明代宣府镇驿站布局图

（图片来源：玄览堂丛书）

表1 明初驿站（1368-1433）设置演变过程

《九边考》记载“日传二百里”，但元代驿站速度在《经世大典·站赤》中记载为“昼夜行四百里”，二者计量标准不同，但大体上传递速度一致。

2.1.2明中期驿站发展期（1433-1572）：功能多元化转型

嘉靖至万历年初，经《明会典》查看推演，于当时民驿增设市集、仓库，行政驿配置衙署与官邸，军驿继续承担边防指挥。

表2 经由明代不同典籍对于驿站的总结分析

由表2总结分析可得明代驿站体系分成“军驿-民驿-行政驿”三功能分异的架构。

从《明会典》卷148《兵部三十一·驿传》规定：“凡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递运所。”能看出驿站的命名方式。又《明会典·驿传》载“马驿上等马八十匹，中等六十匹，下等三十匹”，知晓驿站规格。

从典型军驿宣府镇鸡鸣驿考古实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第一古驿——鸡鸣驿》知其驿站格局，驿城总体呈正方形，东西长约467米，北南宽达463米。四面城墙上均匀分布着4个角台、26个墙台和东西两座城门，墙台上建有12座更铺，作为夜间值勤兵丁之哨位。墙体顶部外侧密布垛口，间距3.5米。垛墙上有望孔、射击孔和排水孔道。并从中获知，其结构和材质：墙体采用“三合土-青砖”复合结构。

在数量变化方面，此阶段全国驿站数由1936处减少至约1036处，核心节点在规格上扩大，边缘小站多被裁撤。万历十年（1582年）舆图显示（图3），宣府镇驿站总数缩减至32处，但功能分化加剧（8处核心驿占全镇驿传量的72%），呈现“核心-边缘”分化特征。以鸡鸣驿为例,前街中轴线集行政与军政核心设施，中后院依序布局马号、祭祀、驿学与民居，呈现“中心—扩散”式空间序列（图4）。

图3 《万历十年宣府镇总图》

图4 鸡鸣驿功能分区（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1.3明末至清中期（1572-18世纪中叶）驿站：从信息传递到实物传递的功能演变期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记载:“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六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应用马驴、舡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指出少数核心驿站为保证边防军需和国家政令快速下达，进一步细化了“急递”与“军服补给”两大职能，文中进一步说明“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余非冲要……亦设马二十疋、十疋、五疋”，凸显了重点站和普通站在马匹配备上的差异，军用驿夫与民用驿夫在资格、补给标准上亦予以区分。

《柴庵疏集》卷五中记载，天启二年御史方震孺说：“至若驿递，夫只有此数，马只有此数，而自有东事以来，军情旁午，差官络绎，奚啻百倍于前。而欲其照旧支撑必无幸也。臣所经过，自通州次抵山海，见夫头、马户以及车户，无不泣下如雨，不忍见闻。而瘦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胜计。”崇祯初年，御史毛羽健上疏说：“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吴甡上言说：“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表明因财政短缺、官员贪腐导致大量驿站闲置或停办。

其次，《明季北略》卷五：“给事中刘懋上疏，请裁驿递，可岁省金钱数十余万。上喜，着为令，有滥予者，罪不赦。部科监司，多以此获遣去。天下惴惴奉法。”崇祯二年–四年间，给事中刘懋上疏“各省裁节银共计685,720余两”，表明劳役折银后驿站经费以银两计发，同条所载，“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常常任意勒索夫、马。地方官吏还任意克扣驿站经费，贪污私肥”，即官员与驿夫广泛私自挪用、私雇匹马。映证了财政拨付减少、驿资拖延，致使驿马存栏与铺兵编配均大幅下降，公费运输因私雇牟利而时效受损。此外，技术替代方面，通过国际研讨会“大运河上的人”中可知内河水运与私营快驿在南方快速兴起，致使北方体系整体功能下滑。

多功能枢纽向“官署办公与临时住宿”转型，院落规模缩小，防御设施失修。塘报等轻装快递网络的兴起，进一步侵蚀了传统驿传在信息传递领域的地位。以鸡鸣驿为例，城内“设有驿丞署、驿仓、把总署、公馆院、马号等建筑”，驿馆位于城西北，建筑为明式砖木结构，三进院落；驿丞署座落在城中心，其院落结构与驿馆相似”，形成前厅迎宾、中院办公、后院后勤分区的轴线序列。上述布局不仅服务行政效率，也通过三进多院的序列化和对称轴线，体现了明代官府对礼制秩序的重视与空间化表达。正如《中国驿站史》所述，“驿站能接待出公差的官员”，其院落式布局和功能分区，既保障了公务流转，又保持了礼仪规范，实现了行政效率与等级秩序的统一。

图5 鸡鸣驿布局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典籍文献与古代舆图互鉴下的明代驿传体系研究

3.1典籍文献的多元叙事与互补性

3.1.1军事地理描述侧重点的差异性

早期明史典籍如《宣府镇图说》侧重于行政沿革，描绘“开平八驿”沿线布局；《明会典》侧重于时间变迁，描述了“国初、逐虏漠北。即元上都、设开平卫守之。置八驿。东接大宁。西接独石。边境无事。后以大宁畀虏。兴和亦废。开平孤立难守。宣德中、乃移卫于独石。土木之变、独石八城皆破。”而《明代九边图》强调了表达手法，以山水画法标示城墙与关隘结构，分别使用赭褐双线与白色拱门符号区分夯土城墙与砖拱城门。这三种表达方式的不同，分别在政策、时间及经济上对驿站进行相对客观的描述，勾勒出了宣府段驿站与防御工事的演变脉络。

图6 《宣府镇图说》古籍地图

（图片来源：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图7 明代九边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

（图片来源：明代九边图）

3.1.2多文献实证下规范与实践的微差

《大明会典》卷133对“常规边墙”与“敌楼”作了制度化图例规范，后世地方志（如《宣府镇志·工役》）与考古现场一致记载，本地边墙多以砖石加固为主，而《图书编》所载“九边总图”实线表示已完工墙体，图例中虚线常被解释为未完工或规划段。这种“章法—实务”之间的差异，体现出中央制度与地方实践的动态调整。

《中国长城志》：指出宣府镇长城段以砖包石砌墙体为主，尤其是接近边关与军事重镇处，砖石比重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告：提及“明长城自嘉靖后期砖石化趋势加快，重点段落普遍超过50%砖石结构”，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提到“宣府段砖石长城占比约60%”的区间说法，这些与《宣府镇志·工役》“宣大边墙多用甃砖”的记载相互呼应。

图8 宣府镇图-《大明会典》：边镇图本

（图片来源：《大明会典》）

图9 （明）《图书编》：天下各镇各边总图

（图片来源：（明）《图书编》）

3.1.3规划与实施的动态博弈

《大明会典》卷133确立的边墙标准（底广五丈）在宣府镇呈现明显地方化调适：考古显示实际均宽12.6米（n=37处探方），且砖石占比58%（《宣府镇志·工役》载"多用甃砖"）。这种差异印证了《图书编》九边图中虚实线所暗示的"规划-实施"差距。榆林驿的坐标校正（40°22'N,115°54'E）与仓储区扩建数据（600㎡→2200㎡），进一步揭示了文献记载与工程实践的动态博弈。《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隆庆五年增建榆林驿仓廒十二楹”的记载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扩展现象，同时舆图上“永字陆号台-庆字拾营寨”构成的防御链条（间距2.5–3km）也证明了驿站与烽燧系统的协同运作模式。

3.2舆图系统的信息承载特征

3.2.1符号系统的制度表达

清代《宣化府图》继承明代制图传统，采用分级符号体系对边防设施进行标注：方形城堡符号（边长1.2cm）代表卫所级驿站，而圆形符号（直径0.8cm）则标识递运所。符号尺寸与《大明会典》中“边堡分三等，大者周九里，中者五里，小者三里”的记载形成对应关系，其中张家口驿在图中的符号尺寸（1.5cm）显示其“市马要冲”的特殊地位。这种符号与典籍制度的映照，助力后世识别各类防御节点的级别与功能。

图10（清）宣化府图

（图片来源：宣化府志）

3.2.2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验证（宣府镇总览图及地理坐标验证）

图11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描绘京师北京北部的长城内边墙、边墩和关口，边墙涂棕黄色，关口边墙涂白色、蓝色券拱关门加红色城楼，骑墙号台、边墩皆画蓝台身，白顶，红旗杆；城堡涂粉红底色、棕黄城垣，无雉堞，画红线表示道路，图上所有建制名称皆贴黄签墨书。图上画的这条长城实际是今八达岭“居庸外镇”“北门锁钥”关门砖石长城外围的一道夯土修筑的边墙，俗称“土边墙”，其走向是东起自石窑村东的火焰山营城（40°28′52.26′北、116°29′52.08′东）。

利用GIS技术对《南山图本》进行地理配准，发现长城主线的定位误差≤500m，符合当时的测绘水平，而附属营寨位置的偏差则达到1.2–1.8km。例如，火焰山营城（40°28′N,116°29′E）的实测位置与图中标注基本吻合，而“拾捌家营寨”图示位置则相对偏西1.5km。这种差异反映出核心防御设施（城墙、关隘）与辅助功能建筑（小堡、仓库）在测绘与实施精度上的不同需求。

图11 宣府镇总览图

（图片来源：南山图本）

3.2.3材料信息的可视化传递图示对军事信息的重要性

经《明代九边图》图例信息可查看，宣府镇辖内共标注红色道路12条，其中蓝色山峰表示海拔＞800m的险要地段，绿色山体标注驻军营地，红色道路则特指“官道”（官方驿传及军事主干道）。这与宣府镇长城驿站在《明史·兵志》中“宣府孔道，驿传繁剧”的记载相互印证。

图12 明·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

（清）顺治年间，朱约淳撰《阅史津逮》附“宣府边图”，彩绘摹本，未画方，注记每方百里。图上画青绿色河川与山峦，没有表现长城边墙，而是详细标注宣府镇沿边的众多关口。“宣府边图”，大边右（东）起自四海冶与蓟镇边分界，左（西）止于西阳河柴沟堡、渡口堡；内边东起自古北口、龙窳、振南，西止于插箭岭、倒马界。与《广舆图》谱系之“宣府边图”一致。

图13（清）《阅史津逮》：宣府边图

3.3驿站体系的功能演化轨迹

3.3.1驿站的变革与缺陷

在永乐至宣德年间，官方驿站布局仍大体遵循“六十里一置”的传统原则，以确保军情和官员传递的时效性与可控性。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采元制，以六十里为一驿，并规定驿道宽度“十丈”；《中国驿站史》亦指出，明代陆路驿站一般每60–80里设一站，下设驿丞与铺长协同运作，强化了对远程传递的控制能力。驿站建筑多采用“院落＋廊道＋马房＋储藏室”四合院式布局，周边辅以置马房与仓库，整体呈现“小规模堡垒”特征，有利于抵御突发袭扰并保障驿马安置与军需储存的安全。

土木之变（1449）后，官方对边防驿站体系进行了局部调整：据《明代的軍站與站軍》整理的军站资料，部分要冲驿站增设马匹配额至“数十匹”以提高应急输送能力，且在驿站外沿城墙、廓墙上增开箭窗。据了解，针对张家口等重镇，官方还对驿站外围增筑矮墙与战壕，以增加防御纵深。

西洋火炮（红夷大炮）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引入后，增加了防御半径的范围，形成了“十里一墩、二十里一烽”的火光联动体系，自此彻底改写了沿线防御工事的设计参数。

3.3.2经济结构的变动对驿站形制的影响

隆庆和议（1571）后，随着边防任务的相对缓和，驿站的商贸属性逐渐凸显。随着白银贸易与银本位的确立，使驿站养马与建材成本上涨。且同期晋商、徽商驼队及驳运船队开始了运输系统私营化竞争，据嘉庆以来田野调查显示，徽商水路运输在换船、装卸环节上更加高效，整体通关时间比驿传缩短，导致驿站效能挤压和使用度下降。

有研究指出，部分驿站的院落被改造为临时市集，市场区占驿站总面积的比例显著提升。考古发掘中常见驿站内遗存的青砖铺地、商铺遗迹及砖砌摊位基础，反映出驿站在集散贸易中的中介功能。以榆林驿为例，考古报告中发现驿堂周围多处砖石基址和简易仓储建筑，并出土多枚茶马互市契券，表明驿站不仅承担军需补给，亦兼具边贸交换场所角色。驿站建筑中的阔厅与回廊布局，利于集市流线组织和临时货物装卸，体现了功能混合的空间形态。

3.3.3管理方式与技术及政策多重桎梏

崇祯年间，中央财政危机迫使官方大幅裁减驿传经费：据《柴庵疏集》记载，崇祯四年兵部上奏“各省裁节银共计约68万余两”用于驿传系统，导致驿马存栏量和人员配备大幅下降。驿站维护投入不足，原有院墙和厩舍多为磷蚀风化，出现局部坍塌和防御设施失修现象。

由于维护与记账制度落后导致宣府镇驿站账目不实，直接拖延了驿站院墙、房舍与道路维护工程。而同时材料技术落后与施工组织不规范，且缺少耐候性，抗炮击结构不稳定，导致多处驿站在炮火与风雨侵蚀中加速失修。以及政策迭代缓慢，虽崇祯初年多次文件提出“裁减冗驿”、集中资源修缮核心站点，但官方在组织动员与资金配置上屡遭地方抵触，致使真正实施效果甚微。

此时，塘报（驿传替代系统）在信息传递中逐渐占据优势，其轻装快递特点适应了崇祯末年军情与民间通信需求，对驿站传统功能形成了替代效应。驿站建筑由此由多功能枢纽逐渐演变为主要承担行政管理与临时住宿功能，其院落规模和空间布局亦呈现由“军民混合”向“官署办公”转化的痕迹。

4.结论

本文基于多源典籍、历史舆图与考古实证，采用“时间—空间—功能”多元角度分析框架，归纳了宣府镇长城驿站在明初（1368–1433）至清中后期（1572–18世纪中叶）的功能演变及空间发展规律。反映了军事、经济、技术因素对建筑空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性，体现了中国古代长城驿站受军事、经济、技术影响而产生格局功能演变的逻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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