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的进一步侵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光绪年间，阳明王学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以及孙中山、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宣传和利用王学。民国肇造，王学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他们不断地从王学中寻找资源以发表新说或构筑思想体系。清季民初王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以及社会反响都对钱穆早年仰慕阳明产生过重要影响。钱穆曾言：“余治宋明理学，首读《近思录》及《传习录》，于后书尤爱好，及读黄、全两《学案》，亦更好黄氏。因此于理学各家中，乃偏嗜阳明。”

对于早年偏爱阳明的经历，钱穆在以后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有所表露，即使是归宗朱子以后，他也毫不讳言自己早前对阳明学的热衷与偏爱。或许也正是因为早年对阳明学的信守和理解，才让其后来更加能感受到朱子学的“正宗”与“集大成”以及阳明学“病痛之所在”。

钱穆对于阳明学的偏爱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术环境有着重要之联系。钱穆早年对于梨洲及其《明儒学案》，推崇备至，这无疑是与其当年的学术兴趣、学术能力有关。其研究宋明理学，自然要研读《近思录》以及《传习录》等书，然而其对于《传习录》更加喜好；后又读梨洲的《明儒学案》与梨洲及谢山等人编著的《宋元学案》，也是更加喜好梨洲，因此于理学各家中，自然也是偏嗜阳明。从学术渊源角度来说，梨洲自然算是王学后人。梨洲于明儒最尊阳明，其对阳明之表扬可谓溢于言表、不遗余力，似乎已经超出了为前贤“美言几句”的范围。或许有人会质疑说，“梨洲对于阳明也不是完全标榜，甚至有时还略有批评”，然而这些论断并不影响梨洲对阳明的尊崇，而这种尊崇也通过学问的形式传递到钱穆的心中。钱穆早年对于辞章之学有别样之情怀，上述两段梨洲的文采想来必定会吸引钱穆，否则钱穆恐怕也不会“更好黄氏”与“偏嗜阳明”！

除了梨洲这位浙东学术的巨子对钱穆为学有重要之影响以外，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对钱穆学问的影响恐怕还在梨洲之上。章学诚曾指出：“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章学诚对于阳明的感情或许不如梨洲之深，但其对阳明总体上还是多有肯定，这也在无形中给钱穆留下深刻之印象。章学诚还认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钱穆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浙东源于陆王、浙西传自朱子”，这些观点出于钱穆之口，让人不免生有钱穆当年或许隐然有以“浙东学术”传人自居的意思。章学诚对于史学有一主要之贡献，即是其提出“六经皆史”一说，钱穆对此也多有褒扬。其实，历史长河中对经史关系讨论者，代不乏人。阳明曾经就提出“五经皆史”之说，很难说，章学诚没有从阳明的这一论断中汲取营养。对于梨洲、实斋之喜爱，不免会让钱穆也生对于阳明之崇拜；对于阳明之崇拜反过来又会影响钱穆对于梨洲、实斋之爱戴，这在当年或许也有一种爱屋及乌的味道。钱穆后来对于阳明、梨洲之思想有了更深之理解，崇拜之情或许会多少减轻，但钱穆确实从梨洲、实斋身上学习到了诸多学问工夫。对于梨洲、实斋的一些论断，钱穆也能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章学诚在当时力主研治史学，注重近代，提出“经史致用”的观点，用以补偏救弊，更为钱穆一生信服。

钱穆早年从华紫翔师受学，使其尤为难忘的是紫翔师讲授朱子的《大学章句序》以及阳明的《拔本塞源之论》。钱穆后来治王学有悟，就是从《拔本塞源之论》一文中获得启示的。在早年的《王守仁》一书中，钱穆强调，《拔本塞源之论》“虽未必尽当于史实，但可以说是良知学者的一种乌托邦。较之古代的《礼运篇》，及北宋张横渠的《西铭》，其议论之宏大而精密，尤为远过。”当然，其在中年以后才认识到《拔本塞源之论》是从《大学章句序》转来。钱穆早年对于阳明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对朱子的某些误解相联系的。钱穆十七八岁时，偶在家中书架上翻到毛大可《四书改错》一书，读之惊喜，爱不释手，直到下午日光渐淡，还拿是书到室外站着研读。书中谓朱子注多误，颇使钱穆大感惊奇。钱穆当时年少，为学还没有特别进步，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于是其就在毛大可的误导下，错判了朱子。随着年岁增长，以及读书渐多，钱穆始知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别，又知既论考据训诂，清代治汉学者未必是，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未必非。待到其执教北平诸大学时，购得《四书改错》大字木刻本，乃知毛氏虽博辨，然其书实不能如“朱注”之广大而精微。其时，学者多推崇《论语正义》，鄙薄“朱注”不读，钱穆虽心知其非，但也想到此实为一时风气所驱，自己又人微言轻，无法纠挽，也是无可奈何！纵然钱穆对朱子学问渐有理解，但其对整个朱子学体系，尚还缺乏深知熟解，可以说此时的钱穆对于阳明学的认可和推崇还远在朱子学之上。

民国初年，钱穆在乡里荡口镇鸿模小学任教，暑假时期护送学生到苏州考中学，而其随身只携带王学经典《传习录》。学生在考场内答题时，钱穆则在休息室内仔细研读《传习录》。其实，只要从钱穆对《传习录》青睐有加，即可得出钱穆早年对阳明的偏爱之情。

钱穆早年喜静坐，又杂治佛家言，一度时间还接触了催眠等心理学问题，这些都有可能让其对阳明学有更深之了解、更深之感情。当然也正是因为早年对阳明多有体会，对心学多有感悟，所以其日后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感知朱子的“心学”元素。钱穆无论是心喜阳明，还是性近朱子，都和其与生俱来的气质风度、曲折辛苦的生活经历，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钱穆，是风气培养了钱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钱穆的经历中去感知世风和学风。

正如钱穆所言：“任何一家学说，无论他怎样地伟大，怎样地创辟，他终免不了时代的色泽，摆不脱共同潮流的趋势。在他稍前或同时的几个学者，到底要对他有一些沾染和影响。”钱穆早年对于阳明的推崇，自然也避免不了时代风潮的熏染，他之前许多学者的不同铺垫确实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钱穆，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学术思考才刚刚开始，学术地位也刚刚显露，其对阳明学的仰慕表现，也只是一种追随风气的“试探”，而这种试探也为其后来引领学风提供了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朱子与阳明艺术思想比较研究（YG202201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朱子“游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JD19112）。

作者简介：宋红宝（1979.11-），男，汉族，江苏响水人，博士研究生学历，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