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系中，儿童与农业构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作为生命传承的起点，儿童的生存境遇折射出社会的文明底色；作为文明存续的根基，农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的未来高度。这两大领域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生存需求，更在深层次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共生关系。因此，对考古材料中出现的有关儿童劳作的图像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关儿童进行劳作的图像与文献资料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汉代儿童参与农业劳动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汉代社会的农业生活场景，还让我们对当时儿童的劳动角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考古发掘的画像石来看，儿童在农业劳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江苏睢宁双沟征集的汉画像石中，儿童被描绘成在农田里播撒种子的形象。整块画像石画面被水平分割开来，在最底层画面中描绘了一农忙场景，画面从左至右，首先表现了两头牛共同拉引一犁，犁头呈三角状，犁后有一人一手正在扶犁，另一只手拿了一鞭，正督促老牛工作，其后有一儿童形象，右手上举，似做播撒状；在陕西绥德出土的墓门石柱画像中，画面中表现的也是两牛拉犁，一大人形象扶犁挥鞭，大人后紧跟一儿童形象，儿童手中提一袋状物，似在播种；在成都曾家包汉墓的“农业生产画像石”中，有儿童在仓房前捧送粮食，还有儿童在水芋地劳动的形象；另外，在山东金乡县香城堌堆石椁侧板的“牛耕图”画像石中、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和山东济南长清大街二号画像石墓中，也有儿童参与装粮、捧粮和粮囤管理等与农业相关劳动的画面。

同时，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记录。例如，《后汉书》中记载了杨震年少时“假地种植”供养母亲的事迹；《史记》中则记录了司马迁在年少时便参与耕牧活动；《汉书》中也记载了杨晖失去爵位后，身为农夫，带领妻子儿女戮力耕桑的故事。此外，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在成事之前，其妻吕后也带着两个孩子进行农业活动，这进一步证明了汉代儿童参与农业劳动的普遍性。

因此，在汉代，儿童确实参与了与农业相关的劳作，他们大多从事播种、捧粮等简单体能工作，儿童参与农业劳动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资料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社会的农业生活和儿童角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劳作儿童形象在墓葬中出现的原因

（一）上层文化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皇帝作为绝对的统治者，其言行举止会对社会的动向产生深远的影响。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之后，秦朝虽然短暂地统一了天下，但随即被汉朝推翻，人民生活并未得到很好的恢复。汉朝的建立标志着长达百年的斗争终于告一段落，社会亟待恢复与重建。

汉初，统治者选择了奉行黄老之学，强调调养生息，以恢复国力。在这一背景下，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得到了高度重视。据《南齐书》卷九《礼志上》记载，自汉文帝开始，皇帝便亲自体验耕作，以此表达对农业的重视。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了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关注，更成为了一种身体力行的宣传方式，旨在倡导重农主义。同时，未成年人的皇家及贵族子弟也被要求亲自体验耕作。在《汉书》卷七《昭帝纪》中，有关于汉昭帝九岁时在“弄田”耕作的记载，后续这一传统被延续下去，统治者通过耕于“弄田”“藉田”，不仅体现了对农业的重视，更成为了一种勤政表演的形式。这种表演不仅向民众展示了统治者的勤勉与关注民生，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的皇家及贵族子弟起到了求知与自戒的作用。

东汉时期幼帝即位的现象较为突出，自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到汉献帝刘协被废，东汉历经12位皇帝，其中未满16岁即位的幼帝多达9人，占皇帝总数的四分之三，他们作为少年统治者，也将按照惯例—耕于“弄田”。正是由于少年统治者耕于“弄田”的榜样作用，民间儿童参与劳动的热情也将得到激发，并且有可能存留在画像石中。

因此，儿童劳作的图像出现在墓葬环境中的原因，是受到幼帝即位并亲耕的影响，表达了人们是对上层文化的呼应，这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二）察举制的刺激

正如众多知名学者所共识的那样，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其本性均趋向于追求利益而规避害处。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人性论》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就是“人性就是人的自利性”，他认为人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由利益所驱动的，有利可图往往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实行察举制度来选拔官员，其中设常科与特科两种，而“举孝廉”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科。所谓“孝”，即孝敬父母；“廉”，即清廉勤政。对于普通农户家庭而言，孝敬父母最直接且基本的做法就是协助父母完成力所能及的工作，包括田地中的劳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甚至需要自己耕种田地以供养长辈。东汉时期的薛包便是一个因孝行而获得官职的典型例证，尽管薛包的事迹中并未直接涉及儿童进行农业劳作，但它确实证实了汉代“举孝廉”制度的真实性。

《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李贤注引《续汉书》中记载的杨震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杨震少年时期父亲早逝，只留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家中贫困，为了尽孝，他通过“种蓝”的方式供养母亲，这一行为赢得了乡里人的赞誉。后来，他因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被大将军邓骘所赏识，并被举为茂才。杨震的成功无疑与他的学识和品德密不可分，而品德方面自然离不开他的孝行。

因此，儿童劳作形象也是孝行观念的体现，在趋利性的影响和察举制的刺激下，儿童劳作图像留存在画像石中，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的正常现象，这既体现了汉代社会对孝行的重视，也反映了儿童在家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

（三）儿童观的转变

所谓儿童观，即人们对儿童的整体看法与态度。

远古至秦朝，作为儿童观的萌芽期，人们虽已意识到儿童与成人间的差异，但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附属之物”，并受儿童神秘性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儿童与墓葬的联系是不祥之兆。进入汉代，中国传统儿童观步入成型期，人们开始关注儿童本体，此时的儿童观虽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却开始从世俗角度出发，开始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人”，而非仅仅是“附属之物”，这一转变在人们对儿童的称谓上也有所体现，如“小儿”“孺子”等。

具体分析来看，儿童的神秘性，是汉代童谣的“妖言性”神秘性，西汉时期的童谣多发生在元、成时代，且与王莽有关联。东汉时期的童谣多发生在桓帝、灵帝及献帝之时。这些时期都是政治变幻，国家动乱之际，这种环境下让一些人有所图谋——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夹杂着诡谲的童谣，为其烘托了氛围。由此可见，童谣既有神秘主义成分，也有现实政治的图谋，之间掺杂着人为参与的因素。汉代人们已经逐渐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摆脱之前传统的神秘性观念。

另一方面，儿童医学的发展使人们得以从生理层面深入了解儿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扁鹊“为小儿医”的事迹，而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则记录了汉代“小儿医”的多个医疗经验，另有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这说明了当时儿科学科在这一时期已经奠基，表达出当时人们对儿童健康的重视，更加客观的了解人体情况。

由于儿童医学的发展，人们得以客观的对待儿童，儿童的神秘性减弱，这深刻影响了汉代人们对儿童的认知，进而促成了汉代人们对于儿童观念的转变，使得当时人们逐渐可以接受儿童形象出现在画像石等墓葬图像中。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统治者亲耕的榜样作用及察举选官制的刺激下，民间儿童参与农业劳动成为常态。同时，由于汉代人们儿童观的转变，儿童形象也得以被记录在画像石中，成为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