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之中，笔者将死亡的讨论范围限定在“个体的存在必然要面对的永恒的终结”，即当一个人死亡时，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他就不再存在了。虽然这个命题并非被所有人认可，也并非没有疏漏。比如，至今科学都在探寻死亡究竟是彻底的消亡，还是仅代表肉体的终结，而灵魂和意识有死后的去处（魏义霞，1998）；再比如，部分人认为即便一个人死后，他也并非不再存在，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和影响，是他继续存在的证明。对于前者，我们暂且将死后可能存在的世界搁置不谈，否则基于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猜想展开探讨，其结论的有效性就会受到极大的质疑；对于后者，我的回应是当我们在日常语境中，将死亡和生命相关联探讨时，无疑已经将这种意义上的存在排除在外，否则人们不会对死亡有如此大的担忧。于是，本文对死亡的界定更加符合理性探讨的需要，也更加贴合生活语境。

当我们在讨论死亡是好是坏时，我们需要一个经历死亡的主体，同时还需要该主体死亡影响到的受作用客体。于是更确切地说，本文在谈，个人的死亡于将经历或已经历死亡的主体而言是好是坏。同时笔者期望澄清一件事——当某件事被界定为好事，也并不意味着鼓励所有人，不考虑任何其他现实状况，要立即去追求它。同时笔者也承认，即便我的立场是死亡总体而言是件好事，但这件好事的效力和价值并非是某种绝对的、不可被其他价值所超越的。这就意味着，即便本文最终论证了死亡并非坏事，甚至于是一件好事，也不需要人们即刻奔赴死亡。

自Tomas Nagel (1970) 发表了Death之后，原本对于死亡天然抗拒的人们就更倾向于死亡是一件坏事。在Death中的论述逻辑是基于生命本身的是美好的，至少生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死亡意味着对生命的剥夺，让可能性受损，让未来的潜在经历消失，所以死亡是消极的。

首先对于论证的前提“生命是美好的”笔者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坚信严格的决定论，在他的世界观中生命包含了无限可能性这件事就是伪命题，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它的因，任何人的人生的走向都早已被决定好。即便接受活着就可以享受可能性这个假设，我们依然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并非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可能性。比如，连Tomas Nagel (1974) 也认同从还原中排除经验的现象学特征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人拥有生命，也并没有拥有像蝙蝠一样去感受世界的可能。

用有限的可能性去判断个体生命是否美好，那只能出于两个维度，要么是基于可能性的多寡，要么是基于可能性带来的结果。如果基于可能性多寡，则由于每个人类个体出生时所具备的天然身体条件就是不同的，因此一定有人的生命经历是更多的，而另一部分人更少，所以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注定有些人的生命美好程度是低于其他人的。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存在巨大的漏洞，至少主体对于美好的感知在生命美好程度中的重要性就未被纳入考量。而基于可能性带来的结果来判断，那生命就更不一定是美好的，至少客观上很难承认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在苦难中挣扎的生命是美好的。当然对于这样的论述Tomas Nagel似乎并不认同，在他的文章中透露出经历本身具有某种结构性的价值，即无论多寡或者结果如何，只要拥有经历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件好事。但若基于此，死亡本身也是经历的一种，那从死亡的存在结构来看，它也成为了一件好事，又怎么能因为它产生的结果，就把它判定为一件坏事呢？

其次，这个论证的过程透露出可能性受损甚至消失这件事本身是坏事。如果接受这个命题，笔者可以大胆地论说人们生命中每一秒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坏事，因为人们做出任何行动、决策都是在那个瞬间抹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于是似乎每个个体每时每刻都在做着坏事，而最终他们的生命却是美好的，这个结论未免太过荒谬。

当然会有对此观点的反驳，指出生活中的任何例子，都无法和死亡等效。只要人们仍然拥有生命，人们就掌握了某种未来会发生事情的潜在性。而当人们做出任何选择，其实只是把过去所拥有的可能潜在转化为当下的一种实在，并且这一行为本身也会诞生新的未来可能潜在。而死亡和任何行为都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它剥夺了未来本可以拥有的所有经历。而对此笔者的回应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事件的影响效力问题。我当然不否认死亡使潜在的所有经历消失，但如果忽略死亡对当下现实的实在作用，而只关注死亡对潜在可能的消极影响，似乎是在说，这种对潜在的剥夺其糟糕程度超过任何事物。换句话说，Nagel只说明了死亡在某种方面具有消积意义，但缺乏论证为什么这种消极意义能超过死亡带来所有积极意义。

最后，即便退一步接受经历本身就是美好的这个前提，Nagel的论证逻辑本身也存在一定疏漏。当一件事剥夺甚至消亡了另一件好事的存在，它就一定是坏事吗？如果承认这个逻辑的有效性，笔者也可以认为活着是件坏事了。毕竟生命作为死亡的对立面，承担了否定某些死亡才能达成的价值的责任。因此但凡成功论证死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那活着就是一件坏事。比如，如果没有死亡，生命的存在就是永恒的，人类的数量会呈几何倍数膨胀。但众所周知，世界的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膨胀一旦超过承载能力，就会带来灾难。因此死亡的存在其实是剥夺了人类的永恒性。上述的论证就提出了死亡的独特价值，但显然这样的论证不足以说明死亡本身是好事或者坏事。

上述篇幅关于Nagel的回应，意在指出其文章中论述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从而使得死亡是一件坏事这个命题缺乏有效性。同时关于死亡对人而言究竟是好是坏仍有一些方面值得探讨。

当我们去谈论讨论一件事是好是坏时，往往是一种省略的说法，而完整的陈述则是某件事对于某些东西是好是坏。如果判断一件事对于人类个体来说的好坏，无疑要考虑个体对事件的主观感受。如同Wittgenstein (1994) 指出，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不属于有生的人。人类可以通过知识去了解并掌握知识所指向的内容本身，但这有个前提，即这类知识可以被经验性复制。但死亡本身不是这类知识所承载的，毕竟经历过死亡的人无法保留这个知识。因此对于有生的人来说，自己的死亡是无法被真实建构出来的，甚至是一种完全基于空想的概念。那对于死亡的负面建构，就是处出于文化传统、社会需要等因素被强加于死亡身上，而与死亡本身没有必然关联性的文化意象。

而经历死亡的人更不必说，基于之前的定义，他们从此的状态是永恒的不存在。感知和认知的主体都想终结了，又何谈死亡是一件好事或者坏事呢？Stephen E. Rosenbaum (1986) 对于死亡的观点同这个说法基本吻合。当然这种观点会面临某些反驳，其中Shelly Kagan (2012) 就对“必须存在，才能判定好坏”这个前提提出质疑。他设想，每个人在出生之前仍是精子和卵子的时候，最终只有特定的个体成为了真实存在的人。但其他精子本来也有可能和卵子结合成为存在的人，而它们就被剥夺了享受美好生活的可能，这是一件极大的道德悲剧。从而论证了即便抛去存在条件，我们依然可以判断一件事对一个人是好是坏。但这个例子与死亡有着太明显的分别，那些可能存在的人是从来没拥有实在性，只存在于潜在性的假设之中，而一个人的死亡则不一样，这个人实际存在过，而死亡之后彻底消失，并再也没有可能重新活过来。这二者巨大的分别使得反驳的力度被降低。

还有观点指出，死亡是一个过程，而非是瞬间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之中，生命仍然存在，只不过是过程的终结表现为生命的消失（雷爱民，2020）。这样的观点使得死亡的界线变得模煳，比如人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上了死亡的旅程，还是需要经过某些医学手段去判定某个人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证明了他死亡的开始？如果是前者的话，死亡成为了某种伴随生命诞生的存在形式，甚至于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此时它同生命的对立性被消解了，那对生命的剥夺这个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是后者，至少目前为止医学上没有明确判断这一点的标准，为了防止讨论的中心偏移，就不在此展开。不过，被当做是一个过程性概念的死亡，和我们最初定义并尝试讨论的死亡，其实本质上就不完全是一种东西，所以与其说这种观点是一种反驳，倒不如认为它是一种对概念的混淆。

通过以上的讨论，其实本文得出了一个相对狭窄的结论，即死亡对于有生的人和经历死亡的个体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但这个结论所囊括的范围，也往往是人们生活中最常关心的部分。

引用文献：

雷爱民. (2020). 死亡是什么.

魏义霞. (1998). 死亡哲学: 灵魂不死的历史追溯与深层思考. 北方论丛, (3), 22-26.

Kagan, S. (2012).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agel, T. (1970). Death. Noûs, 73-80.

Nagel, T. (1974).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4), 435-450.

Rosenbaum, S. E. (1986). How to be dead and not care: a defense of Epicuru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3(2), 217-225.

Williams, B. (1973).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