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是对自己与瞿秋白两人革命友谊的最高诠释，而要了解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就要从两人的相识、相交过程去剖析和阐释。

一、机缘巧合的相识、相交

1930年的7月，瞿秋白先生以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由莫斯科回到中国，次月抵达上海。而党内正值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排斥，使得瞿秋白无法参与革命事务，加之身患肺病，只能在家中休养。甚至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政治局将瞿秋白从政治局中除名，使他遭受精神上的重大打击。“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在政治失意时，机缘巧合之下，他了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与著名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书信往来

在上海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如同出生的婴儿一般，各项工作并不完善，鲁迅作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身兼多职，要负责十多个刊物的主编和撰写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恰巧刚回国的瞿秋白希望冯雪峰帮忙寻找住所，也希望之后从事文学创作。在冯雪峰好友谢澹如的帮助下，有了秘密住所。冯雪峰的间接牵线之下，瞿秋白和“左连”之间关系更为密切，甚至直接对其进行了领导。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瞿秋白一直与鲁迅保持着书信往来，进行各项事务的处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翻译外国著作的观点和态度上达成了默契。鲁迅将瞿秋白看做是翻译的主力，而瞿秋白翻译的《铁流》《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新土地》等苏联文学也获得了鲁迅的认可。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的书信中，瞿秋白也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看到了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名著《毁灭》之后，瞿秋白的内心无比激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并将对方称为“敬爱的同志”：“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这种语言的表达充分证明两人心灵的默契和共鸣。“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事业扩大起来。”瞿秋白内心的激动使他找到了政治失意后的文学热土，在和鲁迅的交流合作中不断汲取养分，让自己茁壮成长起来。而鲁迅的回信也大大鼓舞了他，“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

2、《鲁迅日记》中的交往点滴

经过书信交往后，1932年春夏之交两人有了第一次正式见面，如同两个渴望温暖的孩子找到了彼此的依靠，两人基于文学的追寻与热爱互相有了精神的伙伴。

在《鲁迅日记》中就夫妻二人与瞿秋白夫妇间的交往一些比较简单的记载，9月1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此后，双方的见面9月4日：“晴。上午蕴如来并赠蒸藕一盘。文尹夫妇来，留之饭。”其中的“何家夫妇”和“文尹夫妇”都是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两家有了一定的日常交往，可见双方的互相了解已经比较多，能够携带夫人共同用餐。到了10月24日：“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逐步发展到赠送书籍的程度。再到12月9日：“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11日：“星期。昙。下午寄母亲信。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三弟亦至。”这里的维宁也是瞿秋白的代指，乐扬则是冯雪峰。这次聚会不仅邀请了瞿秋白，冯雪峰还有自己家的三弟。次日，“星期。雨。……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晚雨稍大。”这是记录两人的书信和吃食往来。28日，“昙。……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虽然都是点滴简短的话语，但从书信，聚会，饭食的往来足以可见两人甚至两个家庭的交往密切。

二、书桌见证的革命友情过程

1、两人的支持与合作

20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明确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鲁迅和瞿秋白的努力有目共睹。鲁迅写作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阶级性》，瞿秋白写作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两人从文化启蒙的不同视角，反映了新文化渴望的态度。1932年，两人有了第一次正式的合作。《文学月报》11月的刊物中出现了《汉奸的供状》，以芸生为名对论战中的对手胡秋原进行攻击。原来仅仅是对姓氏的讽刺，认为这个“胡”和“一﹒二八”事件的汉奸胡立夫同姓。冯雪峰希望作者周起应能够在下一期进行公开纠正，瞿秋白也表示赞同，但周起应并不赞同。

事实上，瞿秋白的两篇文章并未在当时见诸于报刊，而是在1953年与鲁迅保存的其他手稿全部编进了《瞿秋白文集》。这些不友好的攻讦给鲁迅先生带来了很长时间的负面情绪，因为当时冯雪峰与瞿秋白的支持都是为了伸张正义，却不想受到质疑。而之后“左联”成员廖沫沙曾公开谈及鲁迅文章是“花边文学”，还有其他人的相关否定，都给鲁迅心理留下很大阴影。尽管鲁迅的初衷是好的，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甚至招致无妄之灾，幸亏好友瞿秋白的支持，给他身处困境的心灵送来一束曙光。

2、书桌结下的深厚友情

瞿秋白经常在一张书桌前办公，外观十分独特，书桌上多个书架能够摆放文件，里面还有多个抽屉，上面的软木板放下来，就能和抽屉一起锁起来。这和他从事革命工作惯有的警惕与保密性密不可分的。而这张书桌后来却在1934年瞿秋白到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之前送给了挚友鲁迅先生，直到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两人从此阴阳两隔。睹物思人，鲁迅先生就将挚友的临别赠物保存下来。

三、坚定的革命情谊

两人坚定的革命友情并未因为时间和距离而产生中断，尽管1934年瞿秋白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参与革命工作，两人仍在精神上彼此照应。

1、瞿秋白的就义和鲁迅的仁义

到了苏区后，很快瞿秋白就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工作事务十分繁忙。在红军开始长征后，自身身体状况不好，又受到王明的打击，只能继续留在根据地。1935年3月，在福建长汀水口不幸被捕。但他化名林祺祥医生，写了很多求救信，希望能够得到营救。辗转找到了机会，鲁迅还特意赠送五十元钱，却在第二天被叛徒出卖，敌人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后，各种诱惑不成，只能残忍杀害。6月18日，瞿秋白慷慨就义的消息传来，鲁迅内心十分悲痛，因为自己失去了挚友而伤感，也为文化界失去这样一位优秀人物而感到痛惜。

2、肝胆相照的友谊

在两人短暂的相交、相识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真诚而坦荡，可谓君子坦荡荡的典范，即便两人在翻译的观点上有不同看法，也无法阻挡友谊的延续与坚持。尤其是瞿秋白作为共产党员，工作危险性很高，鲁迅先生多次出手相助，不求回报。而因为文章攻讦事件，瞿秋白同样挺身而出，只为给挚友正名。

在艰苦的时代中，两个同样有着伟大精神追求的人惺惺相惜，他们在文学追求上是互相激励，互相启发的，在政治追求上是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的。可以说，他们的友谊是纯洁的，是高尚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而瞿秋白则这样看待鲁迅先生，“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不得不说，借由一张书桌，两个同样有着伏案奋笔疾书经历的伟人有了精神和现实的交集，进而围绕着翻译、文学和革命事业等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纯粹而高尚的友谊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纪念，去尊重，去敬仰！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1页。

2叶介甫：《瞿秋白与鲁迅的深厚友谊》，《工会信息》，2017年第22期，第15-19页。

3邢浩：《人生知己得一足》，《中国档案报》，2016-04-08(001)。

4许广平：《留存于鲁迅先生处的几位友人的旧诗集录》，《上海周报》，1940年8月30日。

5朱正：《鲁迅和瞿秋白的交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2期，第4-11页。
6傅修海：《从“相得”到“怀念”——瞿秋白的鲁迅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第76-85页。

7张家康：《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文史天地》，2016年07期，第26-30页。

8周国伟：《鲁迅与瞿秋白合作出书》，《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第1期，第57-59页。

9瞿秋白遗著，雪华录寄：《多余的话：引言》，《逸经》，1937年第25期。

10 俞组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综述》，鲁东大学学报出版社，2013年，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