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镜突破了汉代形式的规范，不但镜形新颖多样，而且图像清晰生动。其铸造工艺打破了圆方模式，出现了葵花式、菱花式、方亚字式的镜形。新题材的加入，丰富了铜镜的样式，赋予唐镜以时代特征，例如：瑞兽葡萄、鸾鸟衔绶、云龙、花鸟、月宫、飞仙、万字、八卦等纹饰，都是空前未有的新题材，富有现实生活的意味。目前，国内的鸾鸟形象研究散落在三个维度，即：综合性及区域性铜镜研究著作、唐代铜镜的个案研究以及专题性鸾鸟研究。

一、综合性及区域性铜镜图录著作

二、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铜镜出土于墓葬中，关于铜镜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也日益涌现。孔祥星、刘一曼通过图录展示介绍了从齐家文化到清代铜镜中图形、纹饰。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二人在《中国古代铜镜》的基础上收录了新出版的图像资料，结合传世品，将我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铜镜进行了全面分型、分期研究。作者将对鸟镜归为了禽鸟镜类，并对每面铜镜做了全面的介绍，包括铜镜造型、纹饰内容，尺寸，出土地点等。花鸟镜类主题纹饰为禽鸟和花枝巧妙配合，据其图纹配置方式，分为雀绕花枝镜和对鸟镜。对鸟镜中的禽鸟形态以鸾鸟展翅翘尾，口衔飘绶最多。^[]1998年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收录了各个朝代的铜镜，简要概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铜镜进行介绍，其概括有年代、尺寸、收藏参考价、鉴别要点、备注，此书是一本图典类型的书。^[]2006年，管维良出版的《中国铜镜史》，不仅收录了新出土的铜镜，还对铜镜的纹饰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鸾鸟形象出现在瑞兽瑞鸟镜类的三种镜型中，即：鸾鸟镜六式、双鸾雀鸟镜六式、鸾鸟瑞兽镜六式。其中，鸾鸟镜的主题是鸾鸟。^[]

随着铜镜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出版，考古专业对铜镜研究逐渐显露，1994年徐殿魁的《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对铜镜进行了考古分类和分期，系统研究了唐代铜镜的纹样演变与镜形发展。作者认为鸾凤纹在“对鸟纹”的图形种类中较多出现，常见于圆形和葵花形镜。鸾凤纹在唐以前一直存在，但对鸟镜是从玄宗开元年间盛行，至中晚唐逐渐衰落。同时，西亚文化影响了唐镜中对鸟式构图。^[]

除铜镜综合性研究著作外，各个地区以博物馆为主编单位的铜镜区域性研究著作亦整理了鸾鸟形象的相关铜镜，目前笔者搜集到有18本。^[]1959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陕西省出土铜镜》以主纹饰最突出的特征来对铜镜定名，整理了双鸾衔绶镜、双鸾镜与鸾鸟镜三种，并描述了镜背纹饰内容。^[]1988年洛阳博物馆编撰的《洛阳出土铜镜》认为隋唐铜镜的发展为四个阶段，即：隋至唐初、高宗至玄宗阶段、“安史之乱”阶段、德宗阶段。在图录中列出一面双鸾衔绶镜，鸾鸟含绶带的样式，即：“长绶”象征长寿。另有舞凤镜一面，凤纹成对存在。鸾凤成双主题象征纯洁的爱情和延年益寿。^[]1987年周世荣编撰的《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将装饰图形分为自然图形与人为图形，鸾凤属于人为图案的象征性图形，有鸟含绶带镜、鸾鸟双飞镜中出现该形象。^[]1987年王士伦的《浙江出土铜镜》对铜镜的铭文，鸾鸟形象出现于双鸾镜、双鸾衔绶镜、双鸾瑞兽镜三种镜类且对镜背纹样组合、出土地点、铜镜大小等做了细致分析。^[]1990年编著的《吉林出土铜镜》具有大量的金代仿制铜镜，并做了细致的表格整理。图录中仅农安渤海遗址出土的一面双鸾镜。1993年吴水存编著的《九江出土铜镜》根据铜镜纹饰进行了类型划分，并认为花鸟瑞兽镜的主要纹饰是由鸾凤、禽鸟、瑞兽、花卉组成。^[]六安地区汉墓出土的总数达一二千座，为铜镜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标尺。《六安出土铜镜》按纹饰可分为花鸟类、瑞兽类及人物故事类等镜。其中，鸾鸟形象出现在花鸟类与瑞兽类两种镜形中。^[]《寿县博物馆藏铜镜集萃》认为双鸾瑞兽镜类较为集中流行在盛唐时期的中宗到玄宗。双鸟纹镜类以对鸟或双鸟作为主要纹饰的基本题材，涉及的鸟有鸾凤、孔雀、鹦鹉、枭等。就馆藏双鸟纹镜来看，早在武则天执政的盛唐初就有这种镜式。^[]就唐镜来看，洛阳地区的考古、图像研究较为详细。例如：《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偃师杏园唐墓》、《洛阳出土铜镜》对洛阳地区的铜镜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铜镜大多出自纪年墓，线图、墨拓图清晰且数量多，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出土鸾鸟镜类，双鸾千秋镜、双鸾月宫海龙镜均属于千秋镜类。该三本书籍收录了较多鸾鸟类铜镜，为唐镜中鸾鸟形象的研究提供了一部详实的资料与典范。

三、唐代铜镜中鸾鸟形象的相关个案研究

综合形性著作旨在对铜镜进行分类、分型、分式，然鸾鸟的具体形象、文化内涵没有过度阐释。对鸟镜、千秋镜与真子飞霜镜具有盛唐之特色，鸾鸟作为附属形象或主要纹饰出现于其间，因此对这三类铜镜的前人研究进行整理尤为重要。

千秋镜起源于玄宗开元年间的千秋节，由宰相张说等人提议，与道教有着密切联系，是帝王权力的象征。唐代千秋节赐镜的对象是四品以上王公和公主等显贵，献镜的群体则是王公以下的群臣，千秋镜很难明确地断定是皇帝赏赐还是群臣所献。目前学界对千秋镜有渊源、赐镜与献镜、类型划分三个方面的研究。^[]其中，铸有“千秋”字铜镜在类型划分上出现不一致。孙机先生在《中秋节·千秋镜·月宫镜》一文中，根据唐诗指出臣僚于千秋节进奉之镜有“双鹊盘龙月宫镜”及各种“月宫镜”。^[]孙克让依据考古发掘及传世征集资料，将千秋镜分成了三类，即：千秋万岁天子龙纹镜、龙纹“千秋”镜、鸾凤纹“千秋”镜，鸾凤纹“千秋”镜有千秋麒麟衔枝鸾凤镜、千秋双鸾花灯镜等三种。^[]陈灿平则认为赐镜有盘龙和对鸟两类，分别为二型和四型。对鸟镜类中对凤纹者有三种辅助纹样，如：奔兽、飞鸟、楼阁、莲花等。^[]范淑英按照是否铸有“千秋”铭，将千秋镜分为两类，铸有“千秋”镜铭有盘龙纹和双鸾（双雁）纹，后者有盘龙镜和月宫镜两种。从设计思想角度细致分析第一类镜的镜铭、纹样，指出鸾鸟是唐代祥瑞之象。^[]

真子飞霜镜为唐前期出现的人物故事镜，就铜镜图案分析，一侧隐逸模样男子鼓琴，对面凤凰起舞。界普遍认为真子飞霜镜所表达的是道教修炼相关内容，题材起源问题说法众多，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其来源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汉末年的侯瑾等。对真子飞霜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真子飞霜”铭文、图案分析的两点。其中，镜背的凤凰形象具有爱情之意。^[]2004年杨玉彬《唐真子飞霜镜》仅简单描述了该类镜。^[]2009年马骋与陶亮认为“真子飞霜”实为“慎子飞霜”，另铸有“侯瑾之”铭文者则是“侯谨之”之谓。画面中起舞的凤凰具有哀情之意。^[]2013年，刘艺认为真子飞霜镜是道教“孝道”的物质载体，反映的是二十四孝内容。其竟将画面中的莲池解释成“卧冰求鲤”，将云山、双树、舞凤等也均往孝子故事上套，略有生搬之嫌。^[]同年，张清文的硕士论文认为侯瑾之镜是真子飞霜镜初始形态，铭文上的“侯瑾之”即是东汉末年的侯瑾。凤凰这一形象具有爱情的寓意，是为夫妻合欢恩爱。在其《从故宫藏“侯瑾之”铭铜镜看“真子飞霜”镜的本义》一文细致阐述了“候晋之”铭文，就侯瑾与“真子飞霜”镜画面内容的关系角度，认为舞凤乃百鸟之王，侯瑾能解鸟语。^[]2020年胡可先、林洁解读真子飞霜镜铭文，认为真子飞霜镜具有长生寓意，即：通过内丹与外丹结合修炼而获得长生久视，“真子飞霜”四字铭意为修道真人炼制丹药；外区“凤凰双镜"诗铭意不仅寓意了美好爱情，而且传递了道教内丹修炼中的阴阳和合的养生理念。^[]

目前，关于对鸟镜的专门研究较少，仅有夏燚的一篇硕士论文。夏燚将“对鸟纹”分为十一型，其中较为细致的描述了鸾凤的形象，即：冠羽多数是三根，尾上的羽毛大多是三五根，经常拖地舒展，其象征着幸福、和平与吉祥。“对鸟纹”是中国魏晋传统铜镜艺术和西方外来艺术（萨珊波斯）共同融合的产物，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三、专题性鸾鸟研究

研究者对鸾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起源的探讨、文化内涵的梳理以及图像的发展脉络与认定等方面。其中，鸾鸟形象的认定方面,存在与凤鸟形象混淆的现象，例如：2014年高震《鸾鸟自歌，凤鸟自舞 ——<山海经>鸾凤多重联系之分析》从文化、人类、史地等视角，探讨了凤凰的发源地，以及与乐舞、文学的联系。^[]从具体内容来看，高震显然混淆了鸾鸟与凤鸟的形象，并认为二者是同一种神鸟。鸾鸟与凤鸟在语言运用上也是两个不同的词语。吴春玉在古今的性别语义方面区别了“鸾”与“凤”，但其研究纯粹以接近史实、数量不多的文学创作做辅证，没有提供客观的文献与出土文物资料，导致研究样本“失真”。^[]再者，作者还忽视了鸾鸟在形象、内涵方面时代变化，因此该文的结论略显苍白无力。

何筱松、张海宁、秦倩倩的硕士论文为研究鸾鸟形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何筱松的《中国古代鸾鸟文化流变论》^[]，采用以文物为主、中国传统神话与古代文献为辅的方式，从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技术的角度去探讨鸾鸟文化演变的原因。张海宁挖掘了鸾鸟的形态、鸾鸟在唐诗的书写方式以及鸾意象的独特含义三个方面。^[]秦倩倩以三重证据法分析周代的“鸾”类器物。从视觉与听觉表征层面，“鸾”类器物构筑了古人的“天人观”理论与礼乐制度下的身份认同，揭示了鸾类器物本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

四、唐镜中鸾鸟形象研究的探寻

应当说，目前鸾鸟形象的研究散落在各处，对于唐镜中鸾鸟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着实不多，美术史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综合性及区域性铜镜图录著作收集了各地出土及代表性铜镜，双鸾镜最为直观的反映了唐人对鸾鸟形象的认识，但这些著录并未细致描述鸾鸟形象，仅提供了名称、出土地、直径大小、镜背内容；个案研究分为对鸟镜、千秋镜与真子飞霜镜，鸾鸟形象零星散落在其间，双鸾镜在对鸟镜中多次出现，但并未有专门研究；专题研究结合古文献粗略描述了鸾鸟形象，文献与出土物互证不充分，其研究的证伪性值得思考。

鸾鸟形象在唐玄宗时期最为流行，持续至晚唐时期。上文提及，鸾鸟形象出现在对鸟镜、千秋镜与真子飞霜镜三种镜类。孔祥星先生认为真子飞霜镜同对鸟镜的流行时间相当。对鸟镜流行时间在盛唐至中唐时期，唐玄宗天宝四年墓葬中就出土过对鸟镜。^[]千秋镜的制作时间不早于玄宗开元年间的千秋节，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枚双凤镜属于对鸟镜的一种，该镜出土于西安韩森寨苏夫人墓，除“千秋”铭外，其外形、尺寸、布局和纹饰与千秋铭镜基本相同。^[]

因此，笔者得出结论，在艺术史领域唐代鸾鸟铜镜的研究深度不够，缺乏形象、风格等艺术史的分析。对于唐镜中鸾鸟形象研究的趋势可能有以下几点：(一)学者都注意到鸾鸟具有爱情之意，但是鲜少注意到其在唐镜的构图模式变化，即时代化的演变过程；(二)在唐镜发展中，鸾鸟形象愈加清晰，且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这值得我们思考在唐代铜镜的制作中是否具有同模化的可能；(三)作为一种祥瑞形象，鸾鸟形象在文献记载与图像载体上具有模糊性。鸾鸟形象不仅在认定方面与凤鸟形象混淆，而且产生的时间以及发展脉络尚不明确；(四)传世文献中涉及鸾鸟的主要有《山海经》《宋书 符瑞志》《艺文类聚》，从传世文献与图像学两方面共同考察唐代鸾鸟形象是不少学者在论文中都谈到的问题,然而如何深入比较文本、图像中的鸾鸟之异同还需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