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星海是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一生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产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更是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在抗战及之后的时间中激励了万千中国同胞。周恩来看过他的演出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毛泽东将他誉为“人民音乐家”。洗星海的音乐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展现中国人百折不挠、浴血奋战的精神路标。

冼星海一生坎坷，年少便去海外留学，抗战爆发后脚步遍布中国多地，积极投入抗日歌咏运动之中，先后在上海、武汉、延安等地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正是多地的见闻，以及自身的一腔热血，冼星海积累了不可多得经验以及无穷的创作情感。冼星海曾两次踏上过河南大地，并辗转河南多个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这一段音乐经历不仅对当时河南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影响了冼星海本人的音乐创作以及音乐观。

冼星海在河南的音乐活动

1936年秋，冼星海跟随电影《壮志凌云》的摄制组来到河南，在感受中原的环境与风土之后，谱写出了有着浓厚中原本土气息的《拉犁歌》。作为南方水乡生长起来的冼星海，在还未踏入北方大地之前，为黄河主题谱曲的灵感来源只能依赖于北方朋友提供的劳动号子，因此缺乏宏大而深沉的氛围。但是在河南，冼星海遇到了此前未接触过的经历，目睹了众多人民苦难，亲自体会了黄河流域的平原大地人民的真切生活现状，如此，才能够创作出耳熟能详的《拉犁歌》，这些经历都为冼星海创作提供了素材与依据。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洗星海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从上海出发途径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等地，到达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战音乐工作。

在开封时，洗星海犹如一粒火种，在街头、广场、学校.....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深入的开展抗敌歌咏活动。他经常带领着几十余人上台演唱救亡歌曲，每当他教唱抗日歌曲时，激昂的情绪引领着台下观众唱出了山呼海啸的气势，口号与歌声震天动地。在河南大学时，冼星海住在大礼堂中，与学生讲授音乐知识，学习抗日救亡歌咏，并开展演唱活动。从洗星海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他不仅对学生进行了歌曲的教唱，还为学生指导作曲技法，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教育活动。1937年9月11日，在河南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开封救亡歌咏大会，来宾达千余人，歌队有百余人，节目多达二十个。散会之后，洗星海又教授上百余位学生共同合唱《救国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学唱的热情蔓延至众多学校，最多时有六个学校的歌咏班渴望聆听冼星海的指导。洗星海欣慰的在日记中写道:“从这一天起就替开封播下了救亡歌咏的种子了!”之后在洛阳与郑州，洗星海不仅在学校，也在军队中举行了多次救亡歌咏运动。

冼星海在开封推广救亡歌咏的情况，当时在河南大学求学的马可在《回忆星海同志》（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6日）中写到：“星海是老老实实的工作者，每天步行很多路，由这学校到那学校，组织歌咏，教大家唱新歌，随手拣起什么柴棒之类就指挥大学唱起来。他就在这种与群众生活的融和中，对他们灌输救亡的知识，讲解新音乐的知识，并从而发现其中的积极分子，格外的帮助他们。星海不仅教大家唱新歌，还教大家怎样指挥，甚至怎样作曲：‘作曲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他看见大家疑问的眼光，就这样向大家解释’——‘你们每个人都能作曲，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觉到情绪上难以压抑，你们就用音乐表出来吧’”

接下来冼星海又前往洛阳、郑州进行救亡歌咏运动，在洛阳的日子中，他多次去洛阳师范学院教唱歌曲并进行演出。9月19日，冼星海出席“洛阳各界抗日后援会” 举行的“九一九之救亡歌咏大会”，且担任指挥。通过在洛阳的工作，星海更加深了对救亡歌咏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在当地报上发表了《救亡歌咏在洛阳》，这篇文章不仅写出冼星海对于在洛阳开展歌咏运动的感触，也进一步阐述了冼星海对于抗战歌曲作用的认识，完善了其自身的音乐观。

13日，冼星海曾写信给盛建颐，提到在为军队教歌中，“我从这经验上学得一点兵士的性情和音乐的修养”。又说“河南一带的景物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想把这经过来写首乐队的音乐。”9月27至10月2日，冼星海在郑州进行了一系列音乐活动，并在“郑县各校联合歌咏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救亡歌曲传播学习的意义，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洗星海的带领下，河南境内涌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热潮，人们将自身一腔热忱全部投入到音乐表达中去。

冼星海在河南音乐活动产生的影响与意义

冼星海两次到达河南，虽然停留的时间短暂，但是保留下来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目睹了中原大地的风貌，亲身感受了风土人情以及苦难，这些宝贵的经历进一步积累了他的创作素材，提供了创作灵感，也影响了其基本的创作观。星海在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河南高校进行救亡歌咏运动的同时，还教授了基本的乐理及作曲的基本知识，同时发掘了马可的音乐才能，激励了他投入到作曲事业中。在郑州、开封等地考察之后，星海创作了具有黄河气息的《拉犁歌》为之后的延安时期音乐创作打下基础。

洗星海在河南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促进了他对于音乐功能、意义的进一步认识。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如《救亡歌咏在洛阳》，在洛阳创作的文章表明了洗星海的基本观点，强调了音乐在抗战中的作用。“歌咏是政治的反映”且应该为政治服务，这在特殊时期具有一定意义，洗星海一直根据此理念创作、传播音乐，他认为对政治的认识是音乐创作中必不可缺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音乐工作者的任务应以创作抗战主题作品为主，特别是声乐作品，特定的旋律与歌词能够更好的传播且调动人民的抗战热情。

在河南经历了一系列的救亡歌咏运动之后，冼星海深刻认识到并提炼出了抗日歌曲的基本功能、特殊目的。他在《救亡歌咏在洛阳》中讲到，“中华民族在现今的处境，正是在一个谋解放的挣扎时期。救亡歌曲正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代性艺术，是负有建设大众国防的责任的，它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大；换言之，他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的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所以一个被压迫民族缺少不了救亡的歌咏。”

冼星海认为一些特定的抗战歌曲通过昂扬的旋律与清晰直白的歌词，准确的传达了中国人的意志精神，已然成为了民族抗争与人民反抗的象征，这些歌曲是民族精神的映射。河南之行使洗星海加深了对救亡歌咏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的意义解读，让他关注于当时的阶级压迫以及民族苦难。抗战歌曲已经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它能够唤醒民众心中的使命感，具有鲜活的历史感，并且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符号。

冼星海将抗战歌曲与民族抗争相联系，同时还进一步确定了音乐与民众的关系，通过在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歌咏运动，冼星海便已经对于“音乐大众化”的观点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在抵达延安之前对于自身音乐观形成的重要实践。在河南三地的活动中，冼星海将音乐作为大众利益的代表，认为音乐从劳苦大众中来，必须要到大众中学习，再交还他们。这为冼星海身份转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从法国的学院派转变成为人民发声的音乐家，加深了洗星海“为人民而音乐”的观点。在河南的冼星海，完善了自身音乐观的构建。

通过在中原三地的音乐活动实践，冼星海基本音乐教育观已臻于成熟。他不仅指导了学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而且还教授一些基本的作曲知识，这些活动开启了河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热情。通过认真的传授教习，抗日救亡歌曲在当时的河南境内迅速传播。在开封的活动能够总结出洗星海的教育理念，即：屏弃为艺术而艺术且脱离时代的歌咏，要时刻与群众接轨，并提出用简单的方法解决群众歌咏水准低为问题。冼星海认为，在动荡的时代中，再花费长时间学习作曲已不现实，“你们每个人都能作曲，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觉到情绪难以压抑，你们就用音乐表现出来吧！”他对当时的学生强调将心中情感转化为音乐，不要被过多的框架所束缚。

冼星海影响了一批爱国志士投入音乐创作之中，包括当时在河南大学就读的学生——马可。1935年，马可怀着雄心壮志，考入了河南大学化学系，想要通过科学挽救民族危亡，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马可从实验室中走出，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去。随后河南大学成立了大众剧团和歌咏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怒吼歌咏队负责人马可阐述了歌咏队的宗旨：要像黄河一样“怒吼”，坚持抗战到底。冼星海一行人的到来，给马可以及河大歌咏队带来了一剂十分必要的强心针。星海带领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不仅教授他们学唱救亡歌曲，还鼓励马可投入音乐创作的事业中，亲自修改他创作的歌曲，由此带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开封歌咏运动，并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河南大学时，马可与冼星海全身心投入到演出与音乐学习中去，白天两人形影不离地排演，夜晚便互相交流抗战歌曲的形式、主题以及创作规范。马可将他创作的《牙牙集》与《老百姓战歌》交给冼星海批改，冼星海对《保卫我们的平津》做了认真修改，后在抗日歌咏中被广泛传唱。当星海离开时，他给予了马可很高的评价，认为马可开创了歌曲大众化、民族化的新时代。

在中原大地，冼星海与马可相遇，这两位近代史重要的音乐家自此开启了民族救亡的音乐之旅，马可受到恩师的启发与鼓舞，为他抒发出胸中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革命歌曲的创作中，为中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唱响了最嘹亮的歌声。这为之后马可成为革命音乐家指引了方向，成就了马可创作出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歌剧《白毛女》、《南泥湾》等，直接影响了他的音乐创作，对中国音乐事业产生极大影响。

在河南的采风中，洗星海寻找到了现实素材，也影响了之后的音乐创作。1936 年，当创作反映黄河地区人民生活的电影配乐《拉犁歌》时，由于从未接触过华北地区农村生活，出生于南方的洗星海在创作上遇到了困难。在郑州、开封等地，他遇见了从东北逃难而来、携幼小孙女乞讨为生的老人；冼星海在遭受水灾的村子里，亲眼目睹了一家老小依靠榆树皮和观音土过活的悲惨处境。

在亲历过中原的自然环境以及目睹过当时人民的生活现状之后，他谱出了耳熟能详的《拉犁歌》。这首歌曲质朴、贴切的描绘了黄河流域人民的悲惨生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也是洗星海在《黄河大合唱》之前，唯一以黄河为主题创作的歌曲。这种创作经历显然为随后在延安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积累了素材以及经验。在之后与友人盛建颐的信中，洗星海提到了想将河南的经历谱写成“乐队的音乐”，虽然未能实现，但是能够体现来到河南后的经历对冼星海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语

抗战初期的经历塑造了冼星海，加深了他对于音乐创作的观点，是他创作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他转变了回国初的无奈与悲愤，残酷的国内环境让他展现出了性格中坚韧和一腔热血。这一重要变化除了客观形势的影响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他走近了群众，更多的贴近现实。河南之行给冼星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创作经历，更完善了他的音乐大众化的观点，在开封、洛阳、郑州进行音乐活动时，他也时刻秉持着这一重要的音乐观与音乐教育观。而他在河南留下的宝贵财富包括启迪了如马可一般的大批青年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来，有的则加入了音乐创作的队伍中，音乐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洗星海在河南三地进行的歌咏运动以及教学活动，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洗星海的音乐观、音乐教育理念以及音乐创作上提供不同的角度，加深理解其“为人民而音乐”的立场，他在不断的音乐实践中找到了政治与音乐的联系，为之后创作出脍炙人口且富于民族精神的歌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对于当下研究近现代音乐发展以及中国红色音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李哲铭（1995.3—），男，汉族，籍贯：河南新乡人，信阳师范大学教师，硕士学位，专业：音乐学，研究方向：中西方音乐史

项目名称：2023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2023-ZDJH-652